但其实，法律一向存在量刑的概念，即罚当其罪。在所有案件中，法官除了聆听案情，也会考虑加重刑罚的因素或求情理由，以酌情调整刑罚。这也是为何初犯者被判处的刑罚，一般轻于重犯者。

对于年轻罪犯，多数法官就倾向从轻发落，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也曾见过，一名法官因考虑到被告年事已高、所犯的罪行轻微，且受审前已拘押了一段时期，因此判他以拘押期折抵刑期，得以当庭释放。

这场悲剧，既非源于安全预防措施不足，也不是人员维修经验匮乏，而是炮车内三人均违反安全准则所致。事发时，哪怕有一人坚持冯伟衷移到安全位置，或是及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或许结果会截然不同。

世上有些事，或许还容得下第二次机会。

黄永宏说，士兵既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要留意同袍是否陷入危险，而这样的意识必须内化，以确保他们无时无刻遵守安全准则。

诚然，《刑事法典》在对付偷拍与散播猥亵内容，以及网络暴露狂行为等新兴罪案方面，有必要更新法律条文，以符合人们如今的价值诉求。

时隔约三个月，冯伟衷军训身亡事故的调查结果终于出炉，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昨午在国会上还原了炮管下降的关键10秒里，炮车内三人所采取的行动与反应，细节令人不胜唏嘘。

独立调查委员和武装部队安全检讨顾问团因此都建议国防部，应加强军队的安全文化。但要做到这点，绝不仅是制定更严苛的安全准则，或在炮车内安装传感器这么直截了当。

例如，在#MeToo反性侵运动浪潮的背景下，人们如今愈发关注女性尊严课题。以近日的校园偷拍事件中，许多网民也质疑警方为何只对涉案男生发出有条件的严厉警告。国大更是采取“两次犯错就开除”的做法。英语说的“second strike and you are out”，意思是“再一次你就出局”，本意是给人一次机会，却被一些人解读成给予偷拍者二次犯罪的机会。

这时候，对于不谙法律的社会大众而言，一旦罪责量刑与他们心中的道德尺度有较大落差，难免会误以为司法的天平已经倾斜。

施加严刑也并非司法的唯一目的。法外有情，刑罚是否足以协助罪犯接受改造，确保他们日后不再犯法，能够重新融入社会，更是重要的人道考量。

世上有些事，不容许第二次机会。

对此，教育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同样提醒，在准则和条例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应能够自觉到偷拍他人洗澡是错误行为。这关于对个人隐私的基本尊重，和价值观的内化。

在军队之外，校园的安全文化也成为国会昨天辩论的焦点。对于国大女生洗澡被偷拍一案，有议员就建议教育部主动介入，为自主大学制定一套应对性罪案的守则。

问题在于，民众的价值诉求会随着时代演变，使得当初定下的条文在若干年后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令立法者最头疼的地方。

但与此同时，有效改造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才真正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法理念，也是实现司法更趋公平公正的正确途径。

无论是珍视人命或尊重女性，恰恰是上述主流价值诉求，推动着法治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律不仅关乎硬性规则，更关乎规则背后的伦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