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民咨询小组收集民意有助政府改进和评估政策，同时也让国民了解当局在制定政策时面对的挑战。不过，目前参加讨论的低收入或低学历者较少，未来可改善招募机制，以获取更广泛的意见。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受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委托，以2017年进行的对抗糖尿病公民审议团、2019年的正确回收公民工作小组（#RecycleRight Citizens' Workgroup），以及工作与生活和谐公民咨询小组为案例，分析这类互动方式是否为国人所接受，以及会否影响政策制定。
报告解释，某些群体未获得足够代表可能是因为咨询课题本身影响了可供选择的参与者。比如，讨论工作与生活和谐就得有雇主和经理在场，因此推高了整体的教育程度和年龄。还有就是低收入或低学历者可能得为生活奔波，周末须兼职赚取额外收入，因而无法拨出时间。
共同撰写报告的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受访时指出，即便来自某个群体的代表不足，也可通过其他管道听取他们的心声。他们可能没有直接参与，不过小组成员进行街访采集资料时，也能得到不同群体的意见。
以正确回收公民工作小组为例，共有305人报名，44名获选者完成咨询过程。讨论横跨两个周末，共四天。除了现场讨论外，小组成员也利用私人时间收集资料和进行街访等。
公民咨询小组是个非常有潜能的模式，尤其是政府渐渐朝鼓励国民参与的互动方式迈进，让人们能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
至于间接的结果，咨询改变了参与者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态度。三个公民咨询小组中，有86％至98％的成员同意，他们现在更明白政府在分配资源时遇到的难处。
昨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参与公民咨询小组的公众须投入较多时间，但仍有不少人报名参加，他们不求金钱回报，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抱持热忱。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参与公民咨询小组的公众须投入较多时间，但仍有不少人报名参加，他们不求金钱回报，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抱持热忱。
“公民咨询小组是个非常有潜能的模式，尤其是当新加坡政府渐渐朝鼓励国民参与的互动方式迈进，让人们能在政策制定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三个公民咨询小组成员教育程度多半较高
报告也建议，可以借助社区机构的网络招募弱势族群，在招募时注明参与者可获取酬金。
相较于传统反馈方式或是一次性对话会，国民可通过公民咨询小组较深入地发表看法，并把看法转化为建议提呈给有关部门。
组成这三个公民咨询小组的成员多半教育程度较高，来自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拥有专业、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比介于62％至87％。以正确回收公民工作小组为例，77％的参与者住在四房式或更大的单位。
整体而言，孙婉婷认为，公民咨询模式也能用来讨论较敏感的课题，像是种族或宗教，以及最近引起关注的脚踏车骑士和驾车者共用车道的问题。
借助社区机构网络招募弱势族群
报告说，参与者从中了解政府说服民众和利益相关者时所面对的困难，要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接受解决方案，还得让利益各异的群体达成共识，争取支持。
若以直接的结果来衡量，报告指出，三个公民咨询小组都达到了政府当初设立小组的主要目标，那就是针对指定课题给予建议。
由76人组成的对抗糖尿病公民审议团向卫生部提呈28项建议，其中14项获得支持。卫生部当时指出，这些建议有助他们改善应对糖尿病的策略，也促使他们评估现行和过去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