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时候我才发现，很多教师其实希望能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这些话题，但他们却因为不知道言论界限在哪里，以及在谈论敏感话题时能否坚守立场，所以犹豫不决。”
他说，今年来有越来越多本地青年和学生有兴趣参与帮助客工的工作，去年冠病疫情期间更出现了很多民间组织，其中带头的不乏大学生或者初院生，这或许是他们在学校里受的影响。
伊萨德说，他上个月受邀参加教育部的一场对话会，和数百名教师探讨人们讨论敏感话题的方式，内容包括如何进行跨宗教对话以及探讨种族和谐等等。
许多教师想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种族课题，但他们觉得自己拿捏不准这个敏感话题的尺度，因此一直犹豫不决。一些教师则通过引导学生帮助外籍客工，一步一步让学生准备好讨论种族这个话题。
丁劭诗说，一些学校选择借力外援为一整个年级的学生开展种族对话，并通过和学生一起制定互相尊重等对话规则这样的处理方式取得了成功。她也提出，外援不会一直都在学校，所以这些努力如果可以由学校教师跟进会更理想。
让学生帮助客工可引导讨论
伯乐则认为，或许因为有些教师不敢涉入种族课题，所以会找一个接近的课题着手，比如让学生帮助客工。
不过，伊萨德也强调，人们不应该停止尝试讨论这些课题，因为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学校可以通过“德育在于行动”（Values-in-Action）计划，邀请深入研究这些课题的专家和学生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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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德认为，在与学生进行讨论之前，教师必须先掌握一定的技能，但学校是不是最适合进行这类讨论的场所值得商榷，因为课程已经给教师很多压力，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已经非常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