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即使去年4月和5月病毒阻断措施期间，人流流动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减少，全岛多数分区的“综合疫情脆弱性”降低，但有些分区的病毒传播风险却居高不下。这五大风险区依次为大巴窑8巷、培群学校、花拉公园、维多利亚街，以及武吉士邻里。

“人们可能会觉得每个邻里大同小异，但其实不然。基于不同因素，某些分区一旦发生疫情，可能会面对相对严峻的冲击。”

五大风险区 六大指标得分都相当高

梁振雄说，研究之所以凸显五大风险区，是希望强调这些分区即使在阻断措施期间，人口流动模式、公交通勤活跃度的转变都相对较少。“假如本地疫情升温，我国又实施阻断措施，这有助大多数邻里减少病毒传播风险，但对这五个小邻里所发挥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这意味，如果我国疫情升温，以致再度实施病毒阻断措施，两个邻里的病毒传播风险预计会是最高的，而一旦暴发疫情，它们可能会受较大冲击。但受访学者也强调，由于居民可采取防疫措施，未必一定会暴发严重感染群。

这项跃大研究结合分析六大元素，即前年12月至去年7月我国全岛323个分区不同人口流动模式、公交通勤活跃度等大数据；综合人口结构和经济水平；社区日常设施多元性，以及土地用途等，统计不同邻里的“综合疫情脆弱性“（Integrated Vulnerability）指数。

梁振雄指出，人口较稠密、老龄化的社区，以及蓝领工人疫情期间也得外出工作等因素，提高“综合疫情脆弱性”。另一方面，社区内若有不少吸引流动人群聚集的公共设施，如超市、商场、熟食中心和交通枢纽，一般也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五大风险区在六大指标的得分都相当高。

新跃社科大学研究发现，大巴窑8巷和公立培群学校邻里的东部和北部被繁忙公路围绕，人流流动受限制，加上公交通勤活跃度高等综合因素，去年实施的冠病病毒阻断措施，对降低这两个邻里病毒传播风险的作用不大。

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新跃社科大学应用研究中心副教授梁振雄指出，去年的病毒阻断措施期仿佛营造了一个“天然实验室”的条件，让研究员能观察防疫措施后，不同分区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

他强调，这些风险较高的邻里，一旦发生疫情，居民虽面对较大的感染风险，但只要居民遵循安全距离及良好个人卫生等防疫措施，未必代表它们的病例会一定比其他区多。

研究也发现，去年6月阻断措施结束后，全岛的人口流动模式、公交通勤活跃度恢复接近平常水平，全岛多个分区病毒传播风险皆提高。

研究显示，花拉公园、维多利亚街及武吉士靠近中央商业区，人流量自然高。大巴窑8巷和培群学校邻里面对较高病毒传播风险，则较令人意外。

梁振雄说，两个邻里独特之处在于北面和东面分别被布莱德路和中央快速公路围绕，交通只能从西面和南面进出，提高了居民接触的机会。

他指出，这两个邻里也有不少屋龄较老的组屋和年长居民，还有湿巴刹和小贩中心、学校、疗养院、宗教场所，附近也有提供必要服务的设施，如殡仪馆和修车服务等，容易导致过路人群聚集，增加病毒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