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是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的黄循财负责向外说明边境政策。他回忆,从开始禁止武汉访客,扩大到湖北、中国和其他国家,然后是全世界……几乎每隔一两天,他就要宣布收紧边境管制。

然而,病毒似乎仍占上风。

阻断措施未有先例 仿佛是要大家水中憋气

在他看来,启动一系列病毒阻断措施,仿佛是要大家沉入水中憋气。

“我们能做得多快?我们可以更快,也可以更慢,现在往回看,要是我们知道这个病毒能在无症状下传播,可能会把边境收紧得更快,但我们当时是按最好的信息决策。”

李总理说:“这表示我们的直觉判断是正确的,局部封城有必要,时间点也恰好。如果没有实行阻断措施,病毒从客工宿舍进一步散播至广大社区,情况变得不受控,那将酿成一场大灾难,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颜金勇也认为,口罩攸关公共卫生,该改变措施时就要改变。“我们最初对这个病毒有一些假设,并按假设做一些决定,但我们须要不断用事实印证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

2020年11月,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受访时说,人力部、卫生部和内政部当时的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并不足以管理人数庞大的客工宿舍,须要向军方求助。(海峡时报)

谈到军方介入,黄永宏受访时说,当务之急是保障医疗体系不会崩溃。“其次,必须保护染病的人,圈出有并发症或需要治疗的人,不让他们病亡。第三才是防止病毒传播。这是重点,如果颠倒过来,你不但没有保护医疗体系,还不断送入更多染病患者,到头来不是医疗人员受感染,就是医疗体系瘫痪。”

现任贸工部长的颜金勇受访时指出,若太早实行措施,可能会解封后疫情才开始恶化,病例回弹,等于回到起点;太迟的话,病毒已经广泛传开,阻断措施不会有效,白白浪费资源。

“当证据改变时,政策也要改变,这就是跟完全陌生的病毒打交道的现实……根据当时的证据,无症状感染很罕见,要知道这是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2月份到武汉调查之后的结果。”

李总理提及的“升级版”方案,最初有多种版本,包括曾考虑实施宵禁。颜金勇透露当时内部讨论的细节时说:“我们曾讨论若要外出,应该怎么申请通行证,是否能上网申请,获批后才可持通行证出门……我们也讨论如何让人们外出购买食物,应该允许一人或两人出门,是否把外出次数限制在每天一次?若须外出第二次,又该怎么办?”

4月3日,李总理通过电视、电台广播和网络等渠道向全国宣布先实行为期一个月的更严格防疫措施,两天后的4月5日,新增病例首次破百,达120起。

李总理指出,这些抉择无论对错,内阁都共同承担责任。例如在冠病初期,由于不知病毒可在无症状下传播,政府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嘱咐只有身体不适才戴口罩。直到4月14日,病毒阻断措施实行一个星期后,政府才规定出门必须戴口罩,否则可被罚款300元。

“我们决定先实行一个月,但也做了要延长一个月的心理准备。我们要确保阻断措施是行得通的,否则就要承担投入了资源却看不到成效的后果……但第一次的阻断措施一定要起作用,否则就是浪费了这个时机……所以我们的阻断措施很全面。”

他指出,看到台湾早在2020年1月就对大多数旅客封关,获准入境者也要遵守严格的隔离措施时,我国当时认为过于极端。本地3月份开始出现境外输入病例时,政府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阻止国外的新加坡人返新。

经过一番广泛讨论,抗疫工作小组最终决定采取比较务实的做法——只允许每户家庭每次一人单独出门。另外,必要服务继续运作,因为水电供应不能中断,医院得继续运转,餐饮业者也须准备和运送食物给无法外出用餐的家庭。

应更早规定全民戴口罩

当局很快派遣前线保障支援小组,到所有客工专用宿舍协调运作。从安排客工接受检测、派发脉搏血氧仪、隔离确诊病患,再到安排汇款服务、帮客工开设银行户头、提供无线网络和移动数据连接,缓解恐惧情绪的措施一步步到位,宿舍疫情到了6月底也大致受控。

《战疫勇士》记载全方位抗疫之路

他说:“我们当时设下的底线是,一旦单日病例达50起,就应探讨封城。当单日病例从个位数增至二三十起时,我已觉得苗头不对。联合领导抗疫工作小组的卫生部长颜金勇也认为不太可能避开阻断措施。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内阁在4月2日再次开会时,抗疫工作小组已一致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当天我国新增的确诊病例有49起。

李总理理解大家不想草率行事,尤其是这套病毒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并无先例,出台之后恐怕会严重打击经济。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也会对人民的身心与日常生活带来压力和影响。

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李总理认为,他与内阁曾在一些关键点上判断有误。现在回想起来,新加坡封锁边境的动作应该更积极、更果断。

几近封城的重要决策,绝非弹指间的决定,背后有哪些考量?把客工宿舍的疫情控制住,又是怎样的一番部署?

李显龙总理记得,在2020年4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有些部长对于马上实施更严格举措仍有保留。看到大家举棋不定,他给内阁同僚一个晚上的时间好好斟酌。

政府曾考虑宵禁

本土感染病例中,有好些追查不到与过去病例的关联,还有一所安老院也出现感染群。部长们大致认同无法避开封城,只是在一些细微之处存在分歧,尤其是实施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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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4日星期六上午,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接到一通电话。来电的是李显龙总理。总理希望他能看看怎么解决客工宿舍的疫情,给予工作组指导。

他说:“我们当时认为不太可能封关。樟宜机场是航空枢纽,确保跨境通行正常关乎生计。我们也以为,能在不收紧边境管制的情况下,控制好境外输入病例。但现在看来,我们的行动也因此被拖慢。我们在实行居家通知和隔离安排时也不够严格。台湾的严格举措证实奏效。”

他认为,时机拿捏全凭判断。决定后就要彻底实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能三心两意。

延伸阅读

4月7日(星期二)成了我国抗疫最重要的里程碑。从这天起,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和商店关闭一个月,所有餐饮场所禁止堂食,学校和学前教育中心隔天(8日)起转为全面居家学习,所有人出门都应戴口罩。这天的新增病例有106起。

当时,内阁成员已分组工作,在两个不同地点连线开会,对于减少群体接触和感染已做了一些准备。

张志贤在2020年底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坦言,人力部、卫生部和内政部当时已有的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并不足以管理人数庞大的客工宿舍。他于是联系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探讨借助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力量。

曾在关键点判断失误

李总理说:“第一原则应是相信戴比不戴口罩更有效,至少可以防止咳嗽或打喷嚏时病毒透过唾液传播给他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早改变立场,鼓励人们戴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同年8月,跨机构工作小组正式卸下职务,宿舍抗疫工作改由人力部新成立的“保障、关怀与接触小组”接管,重点为客工提供保障与关怀,及提升宿舍业者的管理能力。

李总理在回忆这段决策过程时坦承,他原先觉得封城能免则免,但本地疫情的走向让他不得不改变想法。

2020年12月,当时还是卫生部长的颜金勇受访时,对于政府的口罩政策U转做了反思。他认为,口罩政策攸关公共卫生,该改变措施时就要改变。(严宣融摄)

指挥与管控架构一旦明确,安置客工和策划大型宿舍医疗资源的工作也随之变得顺畅。张志贤说:“在全国层面设立清楚的指挥架构非常重要。跨机构工作小组也不是独立运行。小组向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力部报备,人力部再向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汇报。指挥、控制与行动的命令链必须非常明晰,不能让任何单位接收不同人的指示,到最后不知要听谁的,或是要采取什么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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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出身的颜金勇,在一次记者会上巧妙地以“断路器”(Circuit Breaker)比喻阻断措施的原理。

黄循财坦承,政府对于口罩的U转政策引起反弹。

当时全国正聚焦于第一波输入型和社区病例,谁也没想到,病毒会悄无声息地在客工群中蔓延开来。从3月底至4月初,每日新增病例已达数十起。动辄数千人的客工宿舍感染群以惊人速度形成,打乱了抗疫的阵脚。

《战疫勇士——新加坡之道》收录了一些关键决策的幕后故事,好些是首次公开。《实况报道》率先选刊部分内容。

“我让他们回去,睡一觉后,隔天开会时再做判断……因为疫情有许多未知数,我也要求抗疫工作小组提出一个比原先更严密、更大胆三成的‘封城’方案,以防过几天事态又迅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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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工宿舍疫情告急 武装部队迅速驰援

2020年底,李总理在总统府为《战疫勇士——新加坡之道》的筹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我国虽在年初的疫情初期顺利控制住病毒传播,但到了3月底,境外输入病例日益增加,客工宿舍也开始冒出病例,迅速形成感染群。

李总理也认为时机的判断最困难,落实阻断措施“不能错过一分一秒”。

2020年12月,黄循财受访时坦承,要是知道这个病毒能在无症状下传播,可能会把边境收紧得更快。(严宣融摄)

他形容,家中电线短路时,断路器会“跳闸”,切断所有电源。重启断路器时,必须逐一把开关打开,看看哪一个电器会导致断路器再次跳闸,针对问题及时解决。

2020年12月,李显龙总理为《战疫勇士——新加坡之道》接受《联合早报》记者专访时,剖析了病毒阻断措施背后的思考,还有他对一些关键决策的反思。(严宣融摄)

隔天,《联合早报》封面以“留在家”三个黑体大字,传达总理的呼吁:“在对抗疫情的非常时期,为了全民的健康,请大家暂时忍一忍,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出门。这么做既是照顾好自己,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年长家人以及体弱的人士,避免他们受感染。我吁请大家积极配合这些新的防疫措施,齐心对抗疫情,保障我们的家人和新加坡的安全。”

2020年4月上旬,政府宣布成立由卫生部、人力部、新加坡武装部队和内政团队等部门组成的跨机构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客工宿舍疫情。工作组由时任陆军精卫长薛伟霖准将领导,张志贤担任顾问。

“一旦宣布,秒表就开始计时。你可以憋气,但过一会儿总得要回到水面呼吸,活动还是要重启。人民的生活节奏会被打乱,若非万不得已,我们不希望这么做。”

应该停止一切活动、还是让一部分活动照旧、到底哪一天按下启动键?部长们直到宣布冠状病毒阻断措施的前三天,仍无法在内阁会议上对封城的具体形式和时间点达成共识。

联合领导工作小组的财政部长黄循财受访时指出,阻断措施的最终版本虽然严格,但跟那些实施宵禁或派遣士兵监督的国家相比,还不是最严格的。也因此,工作小组对于“封城”一词较为谨慎。

“当时有些人说应该直接进入封锁状态。我们明白这有助于减缓病毒传播,但如此严格的措施必使经济和个人付出巨大代价;而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不单是心理健康层面,还会产生孤立感。”

2020年4月7日至6月1日的八个星期,恐怕是许多人在这场世纪疫战中的最深刻记忆烙印。

到了4月21日,李总理再次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客工染疫情况已急转直下,连续四天破千,绝大部分是来自客工宿舍。政府不得不延长阻断措施至6月1日,所有非关键的必要服务得暂停营业,包括所有独立运作的餐饮食肆如售卖泡泡茶和糕点等商店,以及理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