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POFMA）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考验”，尤其是在管制社交媒体或互联网平台的同时，也要避免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举动。
丹尼尔刚卸任新报业媒体信托（SPH Media Trust）过渡期临时总裁。他举数码广告为例指出，全球去年有高达4500亿美元（约6106亿新元）的资金投入在数码广告，但当中却有630亿美元涉及虚假网站的广告欺诈，而且金额还在不断增长。
随着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上涌现越来越多假信息，国会在2019年立法通过POFMA加以应对，管制互联网平台在本地的行为。根据这项法令，针对影响大且广泛传播的假信息，政府可发出广泛更正指示，要求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等刊登相关更正，向广大民众澄清事实真相。
截至上个月，各政府部门援引POFMA的总次数已超过30次。
丹尼尔呼吁所有利益相关者，无论是个人、政府，或是网络科技巨头等，都采取更广泛的协作方式以应对互联网的弊端，“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
不过，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互联网监管有各自的考虑，丹尼尔认为，很难找到一个共识。他举例说：“仅地缘政治因素就会破坏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不用说那些相信言论自由，以及认为言论自由要有些约束的人，他们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讲座系列的第11名主讲人丹尼尔（Patrick Daniel），日前在题为“应对互联网的阴暗面：全球挑战”的线上讲座上说，互联网如今充斥着各种假信息，并导致越来越多网络犯罪等。
维文曾主管智慧国计划近七年。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答案是游戏规则和监管并不完全存在。换句话说，就是缺乏治理。”
“当政府要求面簿移除一则贴文时，如果面簿没有照做，政府该怎么应对？如果政府选择对面簿采取行动，如关闭平台，那么全新加坡人肯定会有反应。这是一个挑战，真正的挑战。”
“从国家和社会角度而言，我们迫切需要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背景下，丹尼尔强调，我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互联网监管方向，从中获取最大的“数码红利”。他建议这方面的工作可采取协作和平衡的方式，不仅要涉及政府，还要包括业界和民间社会团体。同时，要做出更大努力，以建立一个能够抵御互联网不利影响的社会。
丹尼尔在讲座问答环节中，也针对有关政府是否应该对大型网络科技公司实施更多监管的提问，发表个人见解。
面对互联网一日千里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国家在监管方面都有各自的考量和应对，新加坡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政策，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今年67岁的丹尼尔，在去年5月出任新报业媒体信托过渡期临时总裁之前，曾担任新加坡报业控股英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媒体集团总编辑，以及报业控股副执行长。
他也引述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2016年的一番话：“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存在错误的二分法。我相信我们实际上只有一个世界，一个技术驱动的世界，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对现实世界有真正的影响。我们需要取得平衡。”
丹尼尔说，互联网的开放生态系统，加上世界各国采取的柔性监管方式，是上述问题的关键因素。前者是所有人都能在网络浏览和创建内容，但结果是当局无法控制有害乃至非法的内容；后者则是互联网在设计框架上基本不受监管，这也反映在网络科技巨头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