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指出，马来西亚有3200万的人口，有内陆的农村地区，但包括客工和旅客在内，有3000万人下载了防疫手机应用MySejahtera，这个数字让马来西亚政府感到意外。若将MySejahtera用于预防和促进保健，民众对当局处理数据时的信任至关重要。
他提醒，在监管上“不要把每件事都监管到死”，事实上大部分的保健应用并非医疗设备，而是消费级健康应用，它们无须强力监管，这也是新加坡的做法。
新加坡在疫情前已有一定的预防医疗基础，譬如保健促进局推出的Healthy 365应用，大部分用户都养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巴苏基回忆说，远程医疗在疫情前难以普及，因为人们认为诊所随处都有，且不清楚雇主和保险业者是否会承认远程医疗医生发出的病假单。不过，冠病疫情加速了远程医疗的普及。
“假以时日，如果我们有了可作为优秀医疗设备的诊断工具，就会有适当的监管。”
医疗方案和护理模式也须是开放式架构
要将健康SG全国策略发扬光大，不仅政府的预防保健总体政策须支持创新，在科技及护理模式方面也须有开放的架构，且不能监管过于严苛。
座谈会的讨论嘉宾还包括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凯利、本地远程医疗业者Doctor Anywhere首席财务官巴苏基（Edwin Basuki），以及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心颖。主持人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高级合伙人林艳仪。
大部分健康365用户都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卫生部长王乙康昨天出席第二届新加坡亚洲科技会展题为“重新思考数码环境中的医疗保健”的座谈会时指出，新加坡在冠病疫情期间学到很多，一是预防胜过治疗，二是疫情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今通过数码工具得以实现。
王乙康说，要收集数据，我国需要一个像健康365应用这样的单一的支柱，但它必须与所有市面上的可穿戴设备及应用兼容，所以如今它与Garmin、Fitbit、苹果及三星的设备兼容，未来也将与华为等品牌的设备兼容。
王乙康认为，医疗方案和护理模式也须是开放式架构。要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在健康SG（Healthier SG）策略下，每名病患将配对一名医生，医生可能不仅为病患开医疗处方，也为病患开“社会处方”，病患须运动并监测健康数据，并在复诊时向医生出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