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结束后，她到咖啡店点了一杯Teh C，“我好想念这个味道，在国外，再怎么泡都泡不出来！”
延伸阅读
新加坡、英国、德国，生活有什么区别？
忙碌了几个月后，却找不出任何结果。原来一开始因切片染色技术不足，自己把样本弄糊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科学实验原来是会失败的，找不出任何结果就等于几个月白干了。”
宠物猫是心头肉
遗传因素固然存在，但不一定会导致抑郁症发病；但孩童时期遭遇虐待、霸凌等针对个人的创伤，长大后患上抑郁症的风险概率，高于普通人，也高于那些遭遇普遍性创伤天灾的孩童。
“只要知道为什么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搞科研，是突破人类许多未知领域，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如果大家都会或知道，就不须要去做。既然如此，做得不顺或遇到困难，是正常的，不要硬撑或钻牛角尖。”
目前，研究界着力于收集更多人种的基因信息数据，包括亚洲人种。同时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功能，如使用电子健康记录，利用算法和模型更好地预测疾病发展趋势，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断，加速抑郁症的研发。
希望能为抑郁症去污名化
2023年德国舍林基金会颁奖给她时，肯定蔡娜对重度抑郁症的贡献，她的研究有望更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抑郁症，量化和分析不同类型，从而推进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发展。
颁奖单位说，蔡娜的研究有望更好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抑郁症，从而推进诊断和治疗方法。
首先，她的研究识别了两个与重度抑郁症的遗传位点关联。所谓遗传位点是指基因组中某个特定位置或区域，可以影响人的性状、疾病风险及对环境因素的反应，更好地理解各种遗传特征和疾病的生物学基础。
感谢父母对讲华语的坚持，蔡娜受访时全程以流利的华语，深入浅出地谈基因和科研名词。短信沟通，几乎都是华文书写，句子流畅。
第二，蔡娜发现了线粒体功能与抑郁症之间的联系。线粒体存在细胞内，主要功能是产生细胞活动所需的主要能量，因此被称为细胞的“动力工厂”。
失败的初体验，要从华中初级学院毕业等上剑桥大学的那段实习生经历说起。
刚过去的星期五（10月18日），35岁的蔡娜获颁2024年度西奥多莱希青年科学家奖（Theodore Reich Early Career Award），这也是本地科学家首次获得这项国际知名的精神疾病遗传学奖。这个奖项旨在肯定和激励在这个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年轻科研人员。
蔡娜说，英国上课时，英国同学更愿意探索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加以融会贯通，而自己作为在考试文化中长大的新加坡学生，担心有否掌握最多的课程内容，难免错过学习过程的探索乐趣。
四岁大的三色猫“clob clob”，是疫情期间蔡娜在德国收养的宝贝，也是让她患上“猫奴病”的主谋：手机里过半照片都是猫宝的、为保存猫宝的生活点滴，特设它的社媒账号、出远门前，就算已安排朋友照料，还是会一直心挂着猫宝。
然而，现代医学界对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的理解，就如一百年多前对癌症的理解水平般，无法辨识不同类型，也找不出病理机制。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复发率及对抗抑郁药物的反应都不同。
蔡娜说，面向公众发布任何有关抑郁症与基因的关联研究结果，都必须谨慎。
蔡娜研究心理健康，自己如何面对生活压力？
“每一小步挫折是对未来的可能性铺垫，必须对这个可能性保持信心，即使现在拿不出什么具体成果，对渺小的可能性抱持希望，就能持续干下去，就会觉得所有挫败都是值得的。”
“哈哈，可能我年纪还小，不太被这些挫败击退，也没有联想到是自己不行。其实，研究项目虽然失败，但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行不通，下次就从另一角度出发，不就行了？”
英德求学工作多年 仍难忘本地Teh C
今年，蔡娜也获颁德国哥廷根大学萨克森科学院数学科学学科奖。
失败初体验从当实习生开始
谁知，这次又以失败收场，半年的研究努力打水漂。
“人害怕失败，很多时候是害怕面对自己的不足，但是，每个人本来都有不足，都有缺点，太正常了！有时，这个缺点反而是你的独特性，别太介意。如果人人都很完美，就没什么意思了！”
此外，蔡娜也担任国际精神疾病基因组学联合会的小组组长，专门研究重度抑郁症的症状、病理联系和异质性临床表现等。
“撸猫！”还有喝咖啡、散步、与朋友吃饭、与父母好友视频聊天。
诚然，要坦然面对科研不断的挫败，那份“总有一天会发现”的乐观与初心如何长长久久，是每个科学家最大的挣扎。
蔡娜是独女，父亲70岁，是计算机科学博士，对蔡娜的编程起步助益很大；母亲60多岁，是文字编辑，两人已退休。一年会到德国探望蔡娜一两次。
19岁，蔡娜怀抱着对剑桥的梦幻，在2008年踏上大不列颠岛国。经历剑桥和牛津英国两所著名大学洗礼，她在2019年到德国慕尼黑成立自己第一个研究小组。
简单地说，用统计方法大量处理基因数据，看哪些基因与抑郁症可能有关联、怎样分析这些基因和抑郁症的因果关系、对抑郁症之后的病情发展有何影响等。
“我以为学了英文和中文就能行走天下，后来还得学德语，难倒我这语文科门外汉。”
研究发现，小鼠长时间与体积更大、性情凶暴的大鼠同处一室，就如施予社会压力，即使没有打架，小鼠的线粒体DNA也会越来越高，脑细胞会出现变化。但具体结果还有待测试。
蔡娜说，许多科研的最初想法或概念其实非常好，但展开后，往往因资料不足或技术不足等外在因素而行不通，必须进行调整。
缺点就是你的独特性
此外，现有的基因研究大多以欧美人群为数据来源，而基因研究旨在识别疾病的病理机制，作为未来治疗和制药指导。
蔡娜说，研究心理疾病最大的挑战，是数据收集耗时耗力。抑郁症涉及情绪，与心情和生理感觉接近，与正常情绪界定不是很清楚，需要有经验的医生花时间了解和鉴定，无法以直观的数字来量化病情。这导致过去许多病例数据，内容不够详细，无法进行细节分析。
近几年脑神经研究技术突飞猛进，她的研究小组重启对线粒体的研究。这次是了解小鼠在承受长期压力下的脑部变化，然后和人类的脑部成像对照，借此了解长期压力下出现的神经学病理变化，以及如何引发如重度抑郁症等精神障碍。
因为不想老是解剖动物杀生，蔡娜2010年在剑桥大学念生物本科荣誉学位时，挑了与计算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利用微分方程为神经元活动建模，跟着教授编写电脑方程式，远离实验室。
从巧合开始 与抑郁症研究结缘
“我和研究搭档苦思项目行不通的原因，找了很多教授询问研究，最后总算找到原因，原来是一开始就想错，设定不对！”为了完成论文，她硬着头皮从理论的角度去分析“没有结果”的原因，荣誉学位差点被当掉，所幸答辩环节侥幸过关救了她。
“失败乃成功之母”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活生生的例子不容易找，蔡娜博士算是其中一个。
蔡娜说，自己与抑郁症结缘，没特别原因。2011年决定博士研究时，正巧牛津大学有一个抑郁症与计算学分析的项目，符合自己的要求。结果，越钻研越发现医学界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是何其不足。
八年前，她发现，抑郁症人群的唾液和血液里的线粒体DNA有所增加。但一些器官的线粒体DNA变化却因人而异，当时苦于没有对脑细胞的单一细胞体研究技术。这个发现只好放在一旁。
当时，她到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的一个研究所实验室实习。唯一的任务是培养一代代的果蝇，解剖，做样本切片染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通过果蝇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元。
明年，蔡娜将搬到瑞士，在苏黎世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和工程系担任计算临床医学助理教授，开始担任全职教授工作，并兼顾现有的研究。clob clob当然同行。
“我们希望能去掉抑郁症的污名化，抑郁症有它发病的生物学基础，是一种病症，并不一定是因为性格懦弱、情绪化或不够坚强等造成，是无法控制的。”
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都经历过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挣扎。
首次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精神疾病遗传学大会，在刚过去的星期五颁发了青年科学家奖，给旅居德国的本地年轻科学家蔡娜博士。她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新加坡人。年纪轻轻的蔡娜，近几年研究出了成绩，因而屡获奖项殊荣。她先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念生物，再到牛津大学念临床医学博士，目前在德国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以统计法探究抑郁症的神秘面纱。本期“早人物”，让性格开朗、言辞活泼的蔡娜，以流利的华语分享她在英德学习和做科研的点滴。
区分不同类型抑郁症 推进诊断及治疗方法
有的失败确实是自身的不足，如急躁、粗心、某个技术不到位等。但如果害怕失败而裹足不前，就很难进步。
对许多人而言，失败是难以承受的痛。蔡娜说，失败有不同种类。有的是客观因素造成，像研究展开之初并不晓得有何不妥，之后弄明白了，就无须过于自责。
“现代医学对抑郁症的帮助，比起其他病症实在太小，如果有机会弄明白生物机制，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关系到人的生活品质。”
一旦基因研究鲜少涵盖其他人种的数据，长久下去，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平等，最终影响其他人种获得合适的检测和治疗。
蔡娜出生于中国北京，七岁随父母到新加坡，小学在裕华小学就读。小六会考以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到南洋女中和华中初级学院继续学业。A水准除了一科拿B，其他都是A，包括生物和化学两个深广科目（H3）。进剑桥念生物学，到牛津念博士，都是自己的首选。
实际上，自己的成就，是无数个失败组成的“非常态”，套用她的话：“从事科学研究后，就会发现失败是很正常。到后来，失败变得经常发生，几乎天天都发生！”
2023年，蔡娜获得德国舍林基金会（Schering Stiftung）颁发的弗里德蒙德·纽曼奖（Friedmund Neumann Preis），表彰她在精神遗传学领域的杰出研究，以及对神经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基础生物医学理解的贡献。奖金1万欧元。
经历两次失误，她继续往博士研究的方向挺进。不怕再次失败？
为了更好地了解英国同学聊天内容的“梗”，她恶补了很多当地的电视节目。之后也学着把欣赏英德文化的一面，融入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例如，学习英国人的自嘲式幽默，委婉表达不高兴或拒绝；学习德国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尊重。
她笑说，自己不是学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