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高法院曾于2020年指示各邦和中央直辖区，必须在每个警局安装监控摄像头，以增强执法监督和透明度，但到了2022年，只有少数几个邦遵守指示。
自8月9日性侵案发生后，加尔各答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就示威不断，抗议者要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加强医疗单位等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
乔杜里认为，警队要足够强大，不会被腐蚀，不会利用金钱和关系来篡改证据或操纵案件，同时也要训练有素，并配备充足的基础设施。这样才能让妇女放心报案，踏出维权第一步。
性别平等教育是关键
9月初，西孟加拉邦议会通过更严厉的新法案，将死刑作为强奸致死或导致受害者成为植物人的唯一惩罚。不过，印度资深记者班达雷（Namita Bhandare）在《印度斯坦时报》撰文说，死刑无助于解决印度的强奸案，因为没有证据显示这能起到威慑作用，而当死刑成为唯一选项，法官很可能不愿作出判决。
死刑判决也可能延长法律程序，令应得的公义更迟到来。强奸案在印度的审理程序本就过于缓慢，2012年新德里“黑公交”轮奸案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当年，六名男子在私人巴士上轮奸一名医学院女大学生，导致她伤重死亡。法院两年后才判处四名被告死刑，又过了六年才处决。
德梅洛补充说，每当发生性侵和其他针对女性的性暴力事件时，受害者都会遭到羞辱。印度社会对女性严苛的规训和控制，随着性暴力案件的高发而日益加重，包括以保护她们安全为名，限制她们的出行和日常活动。
总部设在孟买的妇女法律权益组织Majlis Law的项目主任德梅洛（Audrey Dmello）就认为，印度执法者的问题不在于缺少硬件，而是缺乏问责制度。这导致警察责任心淡漠，立案速度慢，对案情进展不甚关心，日常执法中常常敷衍了事。
德梅洛指出，强奸通常都是从性骚扰逐步升级的，但由于没有问责压力，警方根本不重视打击性骚扰行为，大家都觉得性骚扰不算什么，纵容罪犯得寸进尺。
印度的当务之急因此是整顿执法，而作为执法体系的重要一环，警察部队是首要切入点。
多年来，印度性侵罪案数量居高不下。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报告，2022年，印度有超过44万5000起针对妇女的性犯罪案件，相等于每小时发生51起；这较前一年增加4%。
警方被批办案不力
不少人将此归咎于相关刑罚不够重，呼吁印度政府加速改革，弥补法律缺陷。可是，印度妇女法律权益倡导组织“粉红法律”（Pink Legal）创始人乔杜里（Manasi Chaudhari）告诉《联合早报》，印度在性暴力方面的法律其实已相当健全，对几种重大罪行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例如死刑和终身监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律最终都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印度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给女性戴上更沉重的枷锁，也是打击性犯罪基本毫无进展的深层原因。例如，印度刑法并不承认婚内强奸罪行，就算丈夫侵犯妻子也不用面对牢狱之灾。
乔杜里说，除非针对性地进行人权和性别平等教育，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发生改变，人们也不能奢望法律能预防性暴力。“当对惩罚的恐惧不再是一种威慑，性暴力就会变得猖獗。”
印度的性犯罪刑罚力度与其他国家相比不算轻，非礼罪最低判处三年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强奸罪则至少判处20年监禁，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处死刑。
她说：“我们试过在警局安装摄像头、聘用女警官，什么都试过了，但现实是，如果没有（负责）意愿，这就只是在增加资源、工作岗位和基础设施，而妇女并没有从中受益。我们因此需要问责制度。”
诸如此类的漫长等待往往让受害者心生退意，甚至不敢报案。乔杜里说，即便已报案，提交证据的过程以及整个司法程序非常繁琐，导致许多案件中途撤销或被放弃，或者因无法定罪，不了了之。
加尔各答性侵案中，警方行为备受批评。据印度媒体报道，遇害女实习医生的家属控诉说，警方拖延几个小时才允许他们认领遗体，还迫使家人迅速火化尸体。
上个星期六（9月14日），事发医院前院长因涉嫌窜改本案证据而遭起诉，一名辖区警官则因未能保护犯罪现场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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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获报案后，印度警方会准备初步搜证文件，这是立案侦查的第一步。但德梅洛告诉《联合早报》，许多性侵案的处理在这个起步阶段就已十分迟滞。她透露，在孟买，强奸案受害者一般需至少10到12个小时，才能等来警方的初步搜证文件。
印度加尔各答一名女实习医生在医院遭性侵遇害距今已一个多月，警方仍未正式提控嫌犯，全国医生罢工示威持续延烧。受访专家指出，印度性犯罪相关刑罚其实非常严苛，性犯罪依然猖獗，问题在于执法不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