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发文称，未来不仅会放开三胎，四胎五胎未来可能给奖励。他说，生育政策在“十四五”时期可能会做调整。最好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中午则发布消息称，“中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疑似对上述新闻辟谣，但也称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观点听起来虽然悲观却有一定“实际性”，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无法鼓励人们多生育，那倒不如在低生育的现实中找寻解决方法。
而从长期看，如果对人口结构带来的需求侧冲击干预不及时，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2025年本来是人口的峰值，在这之后会发生需求的冲击。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从疫情中复苏，特别是需求侧的复苏无法实现，可能危机就会提前到来。”
中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是于去年12月完成，但一直没有公布结果。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就表示，由于育龄妇女减少明显，有资格、能够当妈妈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出生人口也必然减少。
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的消费已经出现了动力不足。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都不强，就业人群本应是消费主力，但因为抚养孩子及赡养老人压力较大等原因，消费力也出现下降，加之这部分人群是承担社会保险的主力，产生了一定的消费抑制。
报道指出，这意味着，这个亚洲最大经济体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危机，影响层面扩及消费以及年长者照护等。
出生人口下滑有诸多方面的因素，诚然2019年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生育意愿，但第七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之间已间隔十年，从这个时间区间分析，疫情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昨天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将显示，50年来人口首次下降，且总人口数不足14亿。
凯投巨集观还表示：“更慢的增长代表（中国）在经济层面追上美国会更难，也会对中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无形影响。
还有分析指出，人口数字敏感也因为一些批评人士把生育率下降归咎于官方没有及早解禁一胎政策。
《金融时报》引述数名知情人士称，最新中国人口数字被认为是非常敏感的，在多个政府部门对数据及其影响达成共识之前不会公布。
此外，有自媒体文章将人口下降比作房地产行业最大的“灰犀牛”，以90年代前后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崩盘为例，指出人口红利不再，房地产市场就没有了消费需求的支撑。
统计局发言人还强调，此次普查是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期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可以为编制“十四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重要信息支持。
以东北唯一的特大城市沈阳为例，去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762.2万人。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个千分点，人口死亡率10.0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3.34‰，降低3.38个千分点。
人口下降意味着人口红利会产生变化，中国制造业成本或面临一段时间的刚性上涨或外迁；而老龄化则会导致储蓄率下降，也会对扩大内需产生一定影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提出的思路包括，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整体改善教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英国咨询公司凯投巨集观（Capital Economics）指出，北京在发布最新普查数据前，已经根据过往数字预测，2030年前中国劳动力将以0.5％的速率逐年递减，也对GDP产生类似影响。
客观上，中国育龄妇女占比减少，结婚人数减少，婚育年龄推迟，最终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人越来越少。
官方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下近20年来最低的人口出生率。
全面放开生育只是第一步，善用现有人口资源，以及加大科技创新和推进人工智能或能起辅助作用。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似乎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宿命，从现有的例子来看，没有几个国家能躲得过。
前述报道也引述一位中国的政府顾问指出，中国实际的生育率状况可能更糟。这名不愿具名的顾问解释数字可能被高估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财政系统依靠人口数字决定预算，地方政府为拿到更多资源就会多报人口数字。
根据前述英国媒体的报道，这次普查结果人口不足14亿，是自1950年代末“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饥荒以来，中国人口总数的首次下降。
中国央行在上月25日发表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研究》论文指出，未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将进一步下降。
他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在生育政策改革中需要充分考虑到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收入的影响，加强全社会对女性生育的激励机制设计。
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在2050年之前都高于世界水平，才能保证在未来赶超发达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如果在2050年之前回归均值，那么就意味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会被延滞”。
新华社今年2月刊发的一篇有关“35岁就业歧视”的文章引述专家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红利，让企业用工习惯了‘掐尖’的用人方式和超时超量的工作强度，而忽视产业转型升级背后所需要的人力支撑、资源经验储备。因此，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倒逼中国企业改变用人策略，以及进行产业转型。
需求侧
蔡昉解释说，“总人口的下降会直接产生需求不足”，人从出生下来就是消费者。但当总人口下降时，比较优势下降，出口、外需都会下降。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意味着不需要过多投资，投资贡献度也将有所下降。就中国而言，当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之后，需求侧的冲击将进一步加深对供给侧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中国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尤其是人口峰值的到来，或对中国经济的需求侧产生严重影响，中国将首次面临因人口结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侧”冲击。
中国鼓励生育措施能否奏效？
他说，中国十年前已经历过一次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那次转变主要对中国的“供给侧”产生冲击， 而这一次冲击的将是“需求侧”，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什么出生人口会下降？
根据中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因素是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分析说：“（迟迟不公布）最可能就是数据不符合预期、数字‘难产’”。
中国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为何备受关注？
主观上，则是养育成本、时间成本、个人发展等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供给侧
尽管普查结果尚未公布，但根据第一财经的统计，从目前中国不少地方已发布的数据来看，去年出生人口降幅明显，多在一至两成之间。
中国央行本月15日再发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将鼓励生育放在了首要位置，提出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
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数已经三连降，从2017年的1723万下降至2019年的1465万。
不过，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认为，“仅仅放开生育政策无法达到目的，还需要给多生育的中产群体减免税，同时增加公立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的供给，教育方面的改革、养老也需要配套。”
对于迟迟未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本月16日就表示将力争早日向社会公布。
美国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在其《人口峭壁》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人口下降将是中国债务、房地产泡沫加速破灭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最终压垮中国房地产的可能是人口问题。
易富贤还说，人口数据可能会让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与外交战略也有所调整，“比如美国过去完全采纳错误的中国人口数字来做战略规划，他们预计中国经济很快要超过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