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潘功胜也强调，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既有买也有卖，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据彭博社星期二（6月18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撰文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实行量化宽松的必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事先打破对实行QE的思想禁忌，一旦需要就迅速推出QE”。
报道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会将QE用作货币刺激工具，但中国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实施QE，因为QE被认为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过多的公共债务。
他说，根据他的计算，今年能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府资金应该不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6万亿新元），而如果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12.7%，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应该为16.5万亿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和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缺口。
余永定曾在2004至2006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去年9月曾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说，虽然中国目前还不能判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但面对当前“准通缩”形势，最重要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鼓励企业投资，提振老百姓消费意愿。
余永定写道，一旦政府加快国债的发售频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在二级市场大规模购买国债，恐怕也“在所难免”。
余永定说：“和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较高相比，目前困扰中国的不是通胀问题，其实使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措施不难，政府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过于谨慎。”
余永定说，虽然中国制造业出乎意料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压力，但尚不足以抵消消费增速超预期下跌的影响，中国今年实现5%GDP增速的目标要比年初预想的更具挑战性。
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星期三（6月19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说，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买卖，目前中国央行正与财政部加强沟通研究推动落实。
前中国央行顾问余永定说，中国应该打破对量化宽松（QE）的思想禁忌，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靠还债而是靠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