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危机的出现有利于寻求蝉联执政的政党，因为选民面对危机，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我国选民是理性的，他们希望国家进步，但不要看到当前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极端对立状况出现在我国政坛。此时正值行动党政治世代交班之际，第四代领导班子经历了冠病危机的磨练，这场大选是对他们处理危机的一次考核，也是对他们的信心投票，更是为我们更长远未来的发展定向。

对于像新加坡这样高度依赖全球化和国际自由贸易的开放型经济体而言，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挑战极其重大。我们所面对的冠病危机最严峻时刻尚未到来，接下来几个月可能有更多企业关门，更多人失业。我们须有一个能专注于解决危机的政府。

不能否认的是，此次冠病疫情的处理方式，从戴不戴口罩，到客工染病，到客工宿舍暴发疫情，再到各项措施实行过程的临时调整，确实引发民众的关注和热议，一些人也由此更加关注民生、就业、经济治理、外籍劳动力等课题。

尽管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应对危机，但也不能否认政治监督与制衡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上确实出现要求更多监督制衡的声音，包括阻止执政党获得三分二优势、鼓励竞争以促进更多新点子等。行动党政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声音的存在，所以通过种种举措如增加非选区议员席位，来满足政治多元化的诉求。反对党要如何在后冠病时代的不确定性中，利用这些诉求和应对行动党政府举措，来提高国会议席数量，也是不小的挑战。

从我国的经验到观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政治环境，是控制公共卫生危机和应付经济挑战的关键所在。大政府国家可以推出大刀阔斧的措施，坚决果断地控制疫情。立法和行政对峙、行政效率不彰的小政府国家，人民则要遭受更大的痛苦。在疫情高峰期发生政治恶斗，对控制公共卫生危机更是不利。

2020年6月26日

我国选民将在冠病疫情中选出第14届国会和新任政府。尽管在疫情中举行大选存在病毒传播风险，但鉴于国会任期将届，而冠病疫情何时消除仍无头绪，因此在当前疫情趋于稳定可控的情况下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并制定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让选民安全地投票，确实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新加坡虽然从抗疫初期的“黄金标准”，到出现客工宿舍疫情控制疏漏，但仍能及时亡羊补牢，这是政治稳定、公务员体系健全和公共卫生建设到位的集中体现。上届政府能迅速提出四份财政预算案，协助企业站稳脚跟，帮助人民保工作，是多年来维持财政纪律积累了储备金的防患于未然。同样地，上届国会中的反对党也发挥了稳定政治的作用，工人党为了不削弱全国抗疫工作的成效，过去几个月并未公开批评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

国家政治稳定除了能较有效解决国内问题，也能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美博弈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以及美国大选所出现的不确定性，都将冲击世界经济和区域安全。

政策有时没有对与错之分，只有随着人民诉求与政治经济环境改变而不断调整。行动党政府过去10年改变人口政策、社会援助政策等，积极介入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通过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配套帮助年长国人应付生活费及医疗费负担，其立意都在于因应诉求与环境的改变。

冠病大流行阻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使得中美贸易战影响下的国际贸易深陷泥淖，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国际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分工将重新调整，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须自给自足，快步发展了30年的全球化今后可能反其道而行。

因此，人民行动党围绕后冠病时代的各项挑战进行政治叙事，以此吸引选票，也是无可厚非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