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上台以来，楼价持续上涨，但她没有急民所急，包括拒绝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作建设公营房屋，更不愿意援引《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囤积的闲置农地，反映她并未充分理解政府的根本责任在于分配社会资源。倘若林郑希望争取年轻人的支持，解决住屋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基层公屋、居屋和私楼以外，“中产公屋”为收入稍高于基层的市民提供多一个选择，政府必须认识这项政策的政治意义。

01周报社论

《香港01》多番强调，主权移交以来的连场政治冲突只是表象，酿成这些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不合时宜的、源自殖民地时期的管治思维—历届政府过度强调自由经济的“传统”，惧怕撼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敢得罪商界​​，每当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只愿意在政策上小修小补，以“派糖”麻痹市民。不客气地说，如果社会上下耽溺于表象，不去深入寻找社会问题的病根，即使香港实行像法国和美国那样的“真普选”，顶多只能让选民定期透过选票“发泄”一下，管治危机恐怕还是无日无之。从政者和一味鼓吹普选的人士必须认清，双普选固然应该争取，但有了普选，并不代表人民生活就能得到改善，社会裂痕亦未必因此愈合，甚至有可能加深。

回到香港，我们必须认识到，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社会改革的目标，双普选只是实现这目标的过程和手段。不然，就算实现了双普选，积聚经年的社会怨气仍将无法缓解，而且会再次转化为愤怒，让青年再一次被推向街头，情况就像“黄背心”和“太阳花”。

改变管治思维给年轻人希望

年轻人完成学业后，下一阶段是成家立室。然而，香港楼价之高“蜚声国际”，申请公屋时又往往超出门槛，致使年轻人无法解决住屋问题，甚至结了婚都不能同住。如何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多次提议政府在为基层人士加快建设公屋的同时，增建只供租住、适合夹心阶层的公营房屋。目前全港共有三条俗称“中产公屋”的乙类屋村，租金介乎3201至8257元，高于一般公屋的380元至5159元。2009年房协行政总裁黄杰龙声称有意兴建新的乙类屋村，但又表明“为免干预私人市场”，兴建的单位数目不会太多。就算如此保守，政府最终依然以担心会冲击私楼市场为由，拒绝房协的建议，导致计划胎死腹中。

林郑上周二（6月18日）在记者会上称，高等教育界对政府于过往两年为他们提供科研拨款，以及为资助大学提供学生宿舍拨款表示欢迎。这就是特首在如此关键时期摆在最前面的“政绩”，社会没怨气才怪。为社会发展提供资源本就是政府职责所在，上述措施只是皮毛，根本照顾不到学生真正需要。以学费为例，本地（指香港）八间资助院校学费长年维持在每年42100元（港币，下同，约7300新元）水平，“三三四”学制改革变相要大学生多付一年学费，政府可能认为每月几千元算不上什么，完全没意识到会加重基层家庭负担。其离地之程度难以想像。

我们深信，倘若政府无法确保市民“老有所养”，他们在年轻时便难以放胆追寻梦想，只能为了“生存”而营营役役，担心日后悲哀终老。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为香港劳苦一生，在晚年却被社会抛弃，这种刻薄绝对不利于建设公平和谐的社会，更不可能提升政府威信。林郑出任特首前曾经领导扶贫委员会，应该对这个显浅的道理了然于胸，可惜观乎她上任两年的表现，不但欠缺对香港问题的深切认识，更缺乏政治决心和魄力。

港府在2013年年底启动政改，各界对如何改革众说纷纭，泛民议员最终否决了人大建议的“831方案”，港人之后经历“占中”、旺角骚乱等事件，社会矛盾并没有因为一连串的冲突而得到根本解决。换了特首后，市民似乎意识到理性与稳定对社会的重要性，官民之间的冲突逐渐减少，但它只是表象。可惜的是，政府在这次修例中态度横蛮，手法粗暴，以致这种廉价的表象都被撕破，过去两年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基本上被彻底摧毁了。

特首和立法会最终由“普及而平等”的普选产生，这是《基本法》写明的政治路径。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普选可扩大市民参政、议政的空间，让他们为身居高位者“评分”，把不称职的政客赶下台。不过，必须警惕，鉴于本港经济结构落后和资源分配失衡，导致深层次结构矛盾突出，再加上政府施政低效，以及议员论政质素参差，如果不诚实地面对香港问题的本质，即使有了普选，也未必能够实现包括经济民主的真正民主，普选甚至可能沦为不堪政局的“避风港”。试想想，若人们不断用“这个不行就换别人”的心态面对问题，那么对社会而言，岂不等同慢性自杀的精神毒药，甚至使人怀疑是要改善制度，还是发展人治？

特首林郑月娥6月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后，事隔三日再就政府的修例手法正式向市民道歉，试图进一步纾解民怨。无可否认，早前两场大型游行和612警民冲突，确实暴露当局管治失效、民众不信任政府的事实。倘若政府想达致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痛定思痛，迎难而上，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多元经济环境，切实做好资源分配角色，满足市民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否则管治危机还会陆续有来。

参考一些民主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法国总统马克龙由普选产生，具认受性（正当性），但他被指过度亲近商界，不恤民间疾苦，最终导致“黄背心运动”爆发。台湾实现总统普选后的20多年发生过多次大型群众运动，包括反贪腐的“红衫军运动”和后来的“太阳花学运”，原因是什么？是因没有民主选举的改革吗？同样经普选洗礼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两年半，美国的社会矛盾，包括枪械问题、毒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丝毫没改，民粹思潮亦没减弱，社会依旧撕裂，不少人甚至因为选出了特朗普，开始怀疑选举的效用。

最后是推行全民退保。早在2016年底，《香港01》便引用理工大学的民意调查，指出近七成市民支持“设立毋须入息及资产审查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中大学者黄于唱也结合七项民意调查作加权分析，显示近六成市民支持免审查退保，支持“有经济需要方案”亦近五成。可以说，社会已就全民退保这一议题形成了主流意见。

林郑明知修订《逃犯修例》极具争议，却仍“落力”推动修例，为什么就不敢以相同的胆识和魄力推动上述民生改革？试问修例和推动改革，哪项更能给予青年希望？哪项更具迫切性？哪项更能消解民怨？答案不言而喻。对一味鼓吹双普选的人士来说，他们也必须明白，虽然选举应该支持，但假如没有触及僵化、不合时宜的管治思维，无法建立对社会价值的共识，包括解决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那么，就算十个特首下台，政府每日鞠躬道歉，香港也不见得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各持份者在追求《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时，还要想办法彻底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千万不能陷入“选举乃灵丹妙药”的迷思，否则便难以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甚至变成徒具民主自由的空名，消耗民主自由之实。若要真正给予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希望，政府必须实行经济结构改革，赋能弱势群体，针对他们在求学、成家立室，以至退休等不同人生阶段的需要，提供适切支援，修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缺陷，避免他们因前路茫茫而产生负面情绪，继而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

普选应该支持却非灵丹妙药

纵使学生资助办事处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资助或贷款（俗称“Grant Loan”），但由于资产审查较严、手续繁复，申请不一定保证获批，就算批了，也是大部份普通家庭的债务负担。正如《香港01》指出，目前香港8.3万名大学生每年共缴交约35亿元学费，如果扣除学资处批出的15.7亿元“Grant Loan”，政府只需额外增加经常性开支19.3亿元，便能让本地学生免费读大学，减轻无数家庭的开支。以政府的财政能力，当然可以承受这项德政的开支，且可实实在在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既可纾减他们的怨气，更重要是让年轻人在“零学债”下释放个人潜能，放胆创业，对经济极为有利。

正视住屋问题推行全民退保

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及媒体纷纷建言，希望当局重启政改，透过“双普选”解决政府认受性不足的问题。双普选是“政治民主”的体现，当然应该支持，但放眼世界，普选显然不足以解决社会的撕裂困局，更不是唯一手段，有时候它甚至会事与愿违，掩盖香港社会的真正病源—“经济民主”缺位，以致真正的、深层次的矛盾无法解决。

经过修例一役后，重建管治认受性不可谓不迫切。出身泛民阵营的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认为，倘若社会的结一直解不开，恶性循环会继续存在，因此有需要按《基本法》要求，最终达致双普选，“尤其要令年轻人看到希望”。社会上也有不少舆论认为，单靠小修小补增加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民主成分，不足以解决认受性的问题，唯有实现双普选，“才能为香港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