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撤回’，其实是一个‘政治游戏’的手段。它一开始是政客提出的口号，一传十、十传百，但人们未必明白其背后的意义。如果叫‘撤回’，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如果叫‘立即撤回’，游戏就可以继续，而的确有人是希望‘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的。”钟民杰解释，“‘立即撤回’意味对方‘马上有损失’，其实很符合我们短视的人性”，但从政治现实而论，“立即撤回”并非合理要求，而只有设定一个无法达成的目标，才能令“游戏”一直有“敌人（政府）”可以“被攻击”，躲在“游戏”背后的人就能借此获取政治利益。
“这正是最值得大家反思的地方。”钟民杰指出——首先，“机制”的作用并不是让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协助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寻求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即非促成社会对某事物达成一致的看法；惟该方案未必令所有人满意，也未必是大部份人原本想要的东西，但总算是大家经过程序商讨的结果，日后也可通过机制再修正。其次，反对者们习惯否定与他们持相反意见的持份者的存在，“以‘蛇斋饼糉’的批评否定建制派取得议席的认受性、以‘我们香港人反对修例’的论述否定支持修例者的存在性”，而这种根本性的否定，正是香港社会撕裂的来源，不断扭曲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协商机制。
谈及政府认受性，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特区政府施政满意程度调查”，尽管市民对当局施政满意度净值已跌至负53.5个百分点的历史新低，但在2005年10月下旬，市民对港府施政满意度净值却曾经高见48个百分点，当中有56.5%受访者满意，另仅8.5%不满意，而时任行政长官正是在当年“小圈子”特首补选中因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的曾荫权。
依钟民杰之见，《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本应交由立法会按既定程序修正、通过或否决。不过，反对者们大概会反驳称，由于保皇派当道，议会不公，未能达成港人所愿，故必须以激进行动推倒有关机制。
“他们一直强调，‘香港人不能再输了’、‘香港人一定要赢返次’，但他们所谓的‘输赢’，却只是以人家的‘失败’，作为自己的‘成功’，并没有想过香港会有什么影响。”钟民杰问，“他们攻入立法会，就算包围十天、十个月、十年，大家可以建设什么？23条也好，国教科也罢，2014年政改如是，撤回的撤回，搁置的搁置，否决的否决，香港实质上得到什么？就是退回原点，但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对你个人的好处，而是整个社会有没有往前走？”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留言，有些人真的应该被抓起来！”钟民杰愤斥个别刻意教唆情绪低落人士“不如光荣就义”的网民，“这关乎人命，怎么能够这样？”除此之外，他亦批评有人“消费死者”：“他们同情最近接二连三轻生的人，但为什么没有人同情客死异乡的潘晓颖（陈同佳案死者）？再者，每当不幸事件发生，他们就会为政府贴上‘血的政权’标签、扬言要为死者讨回公道、继承其所追求的价值等等。其实有没有想过，这种‘同情’是有选择性的？大家真的应该收手了，否则只会鼓动更多人无辜牺牲。而且，‘死’这件事，本身就不会影响决策机制。”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当晚，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摘下口罩的慷慨陈词，令不少市民动容，纷纷呼吁“不笃灰、不割席、不指摘”。然而，这一幕幕在制度维护者看来，却是忧心忡忡，不禁要问：“我们香港到底赢了什么？”
作者：黄云娜
香港人不能再输了，只要倾巢一博，就能改变机制？
钟民杰又问，如果单靠普选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民主三大先驱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为何至今也仍充满矛盾，甚至出现脱欧闹剧、黄背心运动？
至曾荫权于2007年取得逾八成选委支持（649票/800票）而成功连任后，同年10月下旬市民对港府施政满意度净值也高达45个百分点。这些数值是什么概念？根据台湾《风传媒》对取得逾689万票的蔡英文在上任总统三周年所发布的民调，有51.4%受访者满意其整体施政，另有40.2%感到不满，即满意度净值为11.2个百分点。
反对者们总是说，“暂缓”夜长梦多，必须“撤回”以防死灰复燃。但钟民杰问：“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为例，当年被‘搁置’后，也没有‘如幽灵重临’啊。政府真的那么不可靠吗？”——事实上，如果认定政府最终会出尔反尔，那么“撤回”和“暂缓”的结果，不也是一样？
“我经常说，政府施政毫无原则！如果你（政府）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就不应该为了让条例通过，而对某些人退让；但如果有问题，就应该好好讨论，看看问题在哪里，再加以修正。”钟民杰并没有为当局开脱，“商界说有问题，你就退让了，那其他持份者呢？为何不是一视同仁？难道其他人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商界说的才是问题？现在大家上街、冲击，你就退让、暂缓了，那如果支持修例的有样学样，你让不让？你自己也在破坏自己的运行机制啊！”他强调，包括示威者、从政精英、以及不少香港人在内，都不理解维护决策机制的重要，“（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甚至说，‘不介意政府现在撤’，这是很恐怖的事！你怎能抛开维护机制的原则呢？”
“他们说‘普选’可以提高香港政府的认受性，但是，港府（一直以来）的认受性，是从香港人自己的选举而来的吗？”钟民杰仍然坚持他在访问开首的说法，“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认受性，而是大家不理解决策机制的运行，甚至是法治意识薄弱，不明白自己有什么权限和权力。你喜欢不喜欢修订《逃犯条例》是一回事，但我们必须承认包括议会在内的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决策，而不只是选择性承认。”
他慨叹：“我们的教育制度很‘成功’，令我们懂得经常批判制度、批判别人，就是不懂得批判自己。如果我们能用批判他人的标准来批判自己，我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做。事到如今，到底要怎样才能令大家反思呢？太难了，因为‘游戏’太好玩了。”
“他们想赢，可惜没有读过老子——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能够战胜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绝对不是虚话。”
只有重启政改、建立普选机制，才能为香港解困？
钟民杰又显得有些激动了：“我很紧张这些事！负责任的人不应该这样的！”
“他们一边冲击并破坏决策机制，但另一边又呼吁大家登记做选民，以增强在决策机制中的话语权，这不是很荒谬吗？你明明要拆毁这个制度，但你又叫人把你们送进这个制度，这不是很矛盾吗？”谈及这个问题，向来慢条斯理的钟民杰也忍不住有些激动，但他亦强调，“人很多时候都是自相矛盾的”，而类似的“选择性相信机制事例”也多不胜数，例如有人说相信“香港法治”而不相信“香港警察”，但其实“法治”是由“法院司法”和“警察执法”共同构成的。
时隔五年，他所言的“港人不理解决策机制”，在反修例争议中仍处处可见。
暴力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在议事厅内发表《七一宣言》时，要求政府彻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回所有反修例抗争者控罪，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并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至上周大专学界拒绝与特首林郑月娥闭门会议并发表公开信，也称“我们一如以往，坚持民间五大诉求”。
然而，在6月9日及6月16日两场反修例大游行当中，民间并没有要求“实行真普选”，而是直到6月17日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撰文提倡“重启政改”之后，民主派才开腔和应，并谓问题根源在于香港未能实行全面普选。问题是，如果普选机制的缺乏是反修例浪潮的根源，民间何不一早提出？而建立普选机制，又是否为香港解困的灵丹妙药？
回顾示威者“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会、立即实行双真普选”的诉求，也同样有矛盾之处。首先，根据《基本法》附件一，如要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得到行政长官同意，再报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假如特首真的如示威者所愿解散立法会，但若要落实普选则仍需立法会审议，那么，到底还应否解散立法会？
“我们要赢，就一起继续赢下去。要输，我们就要输十年，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十年永不翻身。”—7月1日当晚，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之一、《香港民族论》编者梁继平摘下口罩的慷慨陈词，令不少市民动容，纷纷呼吁“不笃灰、不割席、不指摘”。
他说，有人为了“赢取”这场“游戏”、获得改变社会决策的快感，而罔顾香港整体利益，“但他们通常令大家以为，他们就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即所谓的真理—你联署、你上街、你冲击、你倾尽所有，你就是对的，你是民主斗士；你支持修例，你就是坏人。这就是人性、是人求生的本能，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你不跟大队的话你就没有朋友，你的声音也很容易就会被消灭。”
其次，《基本法》第50条规定，如特首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或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及重要政府法案，若经协商后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特首便可解散立法会；换言之，特首解散立法会的前提，是立法机关运行时出现上述问题，但是，当示威者冲击议会，又怎么令议会运行？
七一冲击期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劝说示威者冷静的一幕，令钟民杰印象深刻。“当时许智峰说，‘入面有会开先冲、冲得有价值’，随即有示威者大叫，‘到时我要返工呀’。我就想，原来大家还记得要上班，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从来都不听你的，难道你就要拿起玻璃杯扔向你的老板吗？”钟民杰说，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现实是，“社会未必完全跟从我们的意愿，有时甚至会忽略我们，可是我们仍然有很多表达机制，而不是冲击破坏。”
机制无法如我们所愿，所以只能推倒？
专注港澳研究的钟民杰，今年推出《黄丝之乱：戳破香港政治泡沫的原理》一书。读者乍看书名，很难不把他标签为“蓝丝”、“建制派”、“保皇党”，但他说：“我从来没有投过他们的票！我批评所谓‘黄丝’，不是批评他们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他们不理解决策机制！”以2014年雨伞运动民主派要求“人大撤回831决议”为例，钟民杰笑言，“其实人大根本没有‘撤回’这程序，它的决议是单向的，但香港可以透过立法会‘否决’。可惜大家都不理解，然后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撤回），甚至作出一些破坏机制的行为，这才是对香港最大的伤害。”
就此，钟民杰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2003年反23条立法、2012年反国教、2014年占中，再到今年的反修例，你有没有发现，反对者们总是要求政府‘立即撤回’，而不仅仅是‘撤回’那么简单？”他认为，两者意涵截然不同，当下政府已停止修例工作，实质等同“撤回”，但反对者从修例之初就要求“立即撤回”，即根本没有回旋空间，也不打算与政府透过机制协商。
大概会有论者反驳道，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议员恃强凌弱，强行修订《逃犯条例》，不也是否定反对声音的存在、扭曲协商机制的表现？
有人会说，经过2019年6月的反修订《逃犯条例》浪潮，香港人已经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和关注，但对神策研究院政策实验室总监钟民杰而言，“其实都没有赢过，甚至是大家都输。因为大家破坏了我们原本用来保障所有人的决策机制。日后政府推出任何政策，只要有人不满意，然后去冲击、去破坏原有机制，那政府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而如果有另一群人，持完全相反的立场，但用同样的方式去冲击、去破坏，那政府又该怎么决策？到底该听哪一边的？”
钟民杰解释，他明白不少年轻人对政府施政充满怨气，“但有没有想过，你无法透过现有机制踢走你讨厌的人，其实是因为你不够强，无法争取到绝大部份人的支持？当然，制度的设计也有所影响，但你有没有尝试在现有机制下，让自己变得更强，以争取可以慢慢改变机制的力量？机制很难一下子被改变，那你会不会尝试改变自己的目标，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最好的成果，而不是用激进手段要求社会迁就你？当你想方设法打倒你所谓的敌人，我们可能一无所得，要赢，就要改进自己，不改进就输了。”
也许又会有人辩称，就是因为当局粗暴行使“制度暴力”，大家才会被迫无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换言之，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把责任归咎示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