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委员会昨天宣布派调查组到武汉,就群众反映涉及李文亮医生的问题全面调查,是为李文亮医生求一个公道,也是为湖北省冤死的民众,以及15,800多名尚躺在病榻上的病人讨一个公道。

8名“吹哨人”被指造谣,而临床医生以真凭实据向官方机构报告,结果又怎么样呢?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告,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对疫情采取慎重态度,避免引起公众恐慌,至此,官员的做法或许还可以被批评为过于保守。但到了1月11日,已经明确这是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41宗,死亡1人,就不应该掉以轻心。最大问题是,武汉市官员仍然对外表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湖北省官员还称,“1月5日武汉市通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到1月11日通报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病例41例,是从病原学角度排除了一些其他病例”。

至2月6日,湖北省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2,112宗,死亡618人,但有多少病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未能获得确诊就已经死亡,不少病人在网上呼吁,求关系入医院就诊。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副总理前天还在发出指示,要求湖北官员“解决措施不精确、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武汉市长周先旺对媒体表示,他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犯了错误的官员,在对付疫情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究竟是求革职罢官,还是应该以双倍的积极工作戴罪立功,相信在疫情完结后,会决定究竟是该追究失职问题,还是司法追究。无论如何,他们先应该向人民说一声,对不起。

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官员是否隐瞒疫情,必须深入调查,因为人命关天,法理不容,不能让触犯《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玩忽职守的官员逃出法网,虽然目前未有确凿证据,但将严重的疫情轻描淡写处理,实质上间接令大量市民对此未有重视,导致大面积的感染,而在流言蜚语满天飞的情况下,不相信官方表态的市民,早已纷纷逃离湖北,500万在此期间分散至全国各地避居的湖北人当中,不计其数是潜在的感染源,目前全国其他地方的病例,绝大部分都是这些逃离的湖北人或者曾经与他们有密切接触而感染的。而湖北省内更大面积的传播,则是由于武汉市民到周边城市而传播了病毒。

李文亮医生12月30日于社交媒体向朋友透露,有7名肺炎病患者确诊是SARS(后来证实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用意是提醒他的医生朋友诊治病人时要小心。为此,他与其他7名也发过同样信息的人被警察以造谣为由,训诫一番。

数字不加反减,首先,有理由怀疑这是武汉市和湖北省官员,为安稳民心而故意隐瞒疫情。武汉市长周先旺和湖北省长王晓东分别在1月7日和12日召开的市和省人大会议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都只字未提疫情。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隐瞒疫情,粉饰太平,但在“疑似”和“确诊”之间,疑窦重重。1月18日已经证实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感染,专家指出,潜伏期为2至12天,平均7天,他们当中极有可能有多人是在11日已经感染,而这些病例,是会立即上报疾控中心的,官员不可能不知道。

其实,李文亮是眼科医生,并未亲自接触到肺炎病人,首先诊治4名肺炎病人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有应对SARS的经验,对肺炎病毒传播十分警觉,她12月26日已经将有关发现上报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其后两天又再发现另外3宗相同疑似病例,决定直接向武汉市和湖北省卫健委报告。

湖北官员指挥不力 难辞其咎

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犹如打仗,首先要知道手下有多少兵和多少武器。武汉市和湖北省官员只公布病例数字,而不公布医护人员和物资仪器数量。有武汉市医生在网上表示,口罩和防护服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但被揭发,大量从全国各地捐赠到武汉的物资,躺在货仓而未能及时供医护使用。在中央从全国各地和解放军抽调9000多名医护人员到湖北增援后,湖北官员才说还差2200名医护人员。

香港明报社评文章说,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逝世,全国人民同声一哭,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李文亮医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克尽己责,对外透露疫情实况,以及紧守岗位,救治病人。全国人民为之动容,实质上是在指摘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官员,隐瞒疫情,没有尽职尽责。人民的诉求是朴素的:改善今后疫情的公布机制,以及监督官员的制度。

人传人何时证实 值得深究

李文亮医生明知病毒的危害,还曾经被警察错误训诫,他没有因此产生怨愤,而是克尽一名医生应尽的责任,在危难面前跟其他同事紧守岗位,最后被感染而不治,年纪轻轻遗下孤寡,令人扼腕痛惜。他理所当然的举动,反而衬托出官员失职失责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