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2月6日）晚上，被视为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吹哨者”的武汉医生李文亮病逝，引来了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愤怒与哀痛。有微信群提议翌日晚上汽车鸣笛30秒记念之，亦有人仿照香港示威者提出内地版“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包括撤回对李文亮的训诫、追究涉事官员责任等。李文亮不治引发了哀痛，但同样重要的是应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言论自由当然有其限制，正如胡说戏院失火的教科书例子说明了造谣之祸。然而，限制必须有理有度，不应阻碍资讯的合理流通，尤其疫症之通报不能阻。传染病一旦蔓延，可以一发不可收拾，下达命令不许谈论相关消息，对官员来说，或许能够有某种程度上的管治安稳和信心，但也足以像此次疫情般酿成悲剧，错失最佳防疫时机。官场文化令人倾向掩盖问题，以为可以得过且过，但真正需要防微杜渐不是社会舆论，而是疫症本身。正视问题，方为解决问题之道。

“吹哨者”即告密、举报者的意思，正如美国的斯诺登也被称为“吹哨者”，指的是向社会大众揭露一个组织内部不正当行为的人。纵然许多人称李文亮为武汉肺炎的“吹哨者”，但或许他一开始也并没有想过要做举报什么。

1月8日，李文亮的眼科病人肺部CT出现了“磨玻璃”样（即新型肺炎病征之一），不久后李文亮本人也出现感染征状，并于12日进入了隔离病房，但却直到2月1日，才等到核酸检测盒确诊新型肺炎，并延至2月6日不治，引发了很大的民愤。民愤一方面是因为李文亮遭受不公对待，一方面也来自于不满言论限制收紧。不论是李文亮当初出于好意的提醒竟被禁止，还要自认言论不实，或是其不治引发的汹涌舆情，于周五（2月7日）清晨迅速归于平静的“404”，两者也反映了言论之限。

李文亮不治后，国际卫生组织（WHO）表示哀悼，并感谢他在“此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李文亮大概只是做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与朋友私下分享健康资讯，没有想过揭发什么黑暗。但他却被要求签下“训诫书”，后来甚至染病和逝世，令事情显得讽刺，也添上悲愤。2月7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派调查组前往武汉，全面调查李文亮一事，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情绪之下，政府和社会会否真正反思官场文化的问题、政府管治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否则，只会牺牲一个又一个的李文亮，进行一场又一场的事后调查。

12月30日，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里上传了电脑扫描图（CT），指在华南水果海鲜市场出现了七宗SARS病例，并附加说明这是冠状病毒，病毒还需进一步分析。他只是私下与同行友人分享交流，“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然而武汉衞健委同日接上级指令，通知下属“严禁外传”这种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当地不但八人翌日被警方以“散布谣言”查处，李文亮在1月3日也要签下“训诫书”，自认“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属实的言论”。

错失防疫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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