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社会需要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这个社会富裕不起来，即使富裕起来也无法保持”，郑永年说，如果经济要发展，就应从企业家做起，这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

中国还没找到保护财富使财富增值机制

他指出，西方的一人一票民主产生不了能解决问题的有效政府，并批评一人一票的民主其实是“计划政治”。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假定每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计划政治”则假定每个人的智商、收集信息情报的能力都一样，也都能理性对待所收集的信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郑永年说，对比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1.36万新元），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他认为，当前中国有65%的经济增长来自内需，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它的市场，未来中国的强大也在于市场，而从物质中产转向文化中产应该从这一代人就开始做起，中国才有希望。

而西方之所以在经历各种危机后，依然能够留住优质的资本和技术，郑永年认为，就是因为有文化中产阶层作为经济富裕的载体。

一人一票民主是“计划政治”

他也以最近甘肃出现图书馆“焚书”一事为例指出，“‘焚书’肯定不是领导层的意志，都是人的素质不高造成。”

他认为，许多人对中国发展感到担忧，他却认为中国是“最有确定性”的国家，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太多地方”须要改进，但只要共产党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中国经济发展今后五到10年都没问题，而且有5%的GDP增长也足够了。

郑永年说：“如果‘计划经济’会失败，那一人一票的民主照样会失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昨天上午出席2019浙商新加坡大会，发表题为《西方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演讲时提出以上观点。

郑永年说，中国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但还没有找到保护财富、使财富增值的机制。中国社会现在人心惶惶，就是因为“流氓无产”太多，有钱人不照顾穷人，穷人见不惯有钱人，人人不安。

他强调，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没有大的问题，但在个人层面，中国须要创造文化中产阶层。从物质意义上说，虽然中国很多群体已经达到中产，但文化上仍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在这种心态下，中国很难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

至于中国近年经济增长放缓与中国的不确定性问题，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每年追求增速，但数字并非那么重要。如果按照传统算法，中国的GDP是被高估的，但中国大量GDP并没有被算进去，“GDP很简单，你洗你自己的衣服，我洗我自己的衣服，没有GDP；我帮你洗衣服，你帮我洗衣服，就有GDP”，中国有许多经济活动都没有估算进去GDP。

郑永年说，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希望中国和美国“相向而行”——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实际上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并没有大问题，中国面临的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创造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

一般舆论认为，西方国家能达致高度发达是因其政治制度更优越，但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郑永年指出，西方的成就是因为形成了文化中产，而不是因为西方式民主，中国经济若要转型为质量型经济，下一步须要创造文化中产阶层。

谈到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矛盾，郑永年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产生很多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比率已经下降到50%以下，现任总统特朗普对许多问题判断正确，但他采用的方式却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是将美国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但这些矛盾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很难通过贸易战或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来解决。

郑永年说，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强烈使命感，希望中国和美国“相向而行”——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实际上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并没有大问题，中国面临的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创造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