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他，正学习另一部舞剧男主角的身法舞步，尽管是替身（understudy），至少这代表他能力受肯定，有担当主角的机会。
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新颖的雕琢。《堂吉诃德》为黄德文画了一个“小圆圈”，他入团跳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堂吉诃德》，当时在剧中演了村民、吉普赛人等很多小角色。
黄德文2016年1月进入舞蹈剧场成为见习生，2017年即被擢升为正式舞者。
黄德文一毕业就给舞蹈剧场艺术总监雅克·谢尔根（Janek Schergen）写信自荐，而谢尔根早就注意到这个好苗子，省却他寄简历、写自述的繁文缛节，让他直接来跟课。
黄瑞鹏在教会里结识了知音蔡月芬。
黄德文这番“表达论”有一定成熟度，试图探究艺术表达的发端和机制，这种思考方向是好的，比技术挂帅的舞者高明。
那时芭蕾“舞者”很多是医生、律师、会计师、银行经理、退休人士……行业五花八门，遇到芭蕾学校举办汇演，他们卸下白日里为生计奔波的各色身份，晚上统统化身为脚尖灵动、肢体柔展的舞者，去排舞练舞，像不像是《灰姑娘》里的故事？
保险经纪工作时间上比较灵活，不过原本夜间是见客户最佳时间，但遇到演出，动辄几个月排练，每星期总有几晚得被征用。保险业绩难免受影响，不过，还好老板不知道。
入团后的黄德文感受相当复杂，当时那种“唯一本地男舞者”的小小自豪感马上被紧张取代。“首先是单纯的紧张，我一个新人得确认很多事情；其次我觉得我有很多方面的能力得向团内上下一一证明，毕竟我不是舞蹈专业毕业的；再次，真的有很多新东西得学。”——黄家父子讲话，都相当讲求条理。
“大家说我哥哥在台上的举手投足间有一种王子情态，我倒觉得以他的成熟度，可以胜任更多角色。不只外表，也有内在。”这是来自弟弟的评价。
芭蕾没有给黄瑞鹏带来职业展望，却让他意外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表演艺术并不是单纯的动能发挥和肢体展示，心灵上的叩问和观点上的探索，有时对艺术工作者来说是更重要的。
上了中学，同侪都较为成熟，黄德文就再没遇到所谓歧视了。
“爸爸把我放在学校里，我无非听音乐、看跳舞，或者说动一动、玩一玩。”黄德文追溯起自己一个小男童对芭蕾的最初感觉，仍带着一份纯真。“7岁小孩子，没办法说能看懂到或参透舞蹈的什么东西，我只是发现跳舞很棒，能动很棒。小朋友都有随着音乐律动的本能，我也并不特殊，可以说我对舞蹈没有什么期望。我还喜欢画画、涂色什么，但都没有对芭蕾这么入迷。”
62岁的蔡月芬回忆起与丈夫相识的日子，眼睛亮晶晶的，眼神不由自主往半空飘去。“初见他的印象啊，只感到他很诚恳。”
黄德文带来了突破的演出，身着一袭黑色斗牛战袍出场的黄德文，挥动热情的红色布幡，英姿飒爽，眉眼中却流泻着一种雄性挑逗，他用腰臀和大腿的精准发力，来带动气场的爆发和全身的韵律，而上半身，尤其是双臂更在壮美挥舞中寄托几许成熟男子委婉柔情。正中有谐、刚柔并济的演出，让很多人惊艳，这是与从前完全不一样的他。
耳闻不如亲见，黄瑞鹏也带蔡月芬去看芭蕾演出。蔡月芬眯着眼睛笑说：“看完表演，他接着给我解释芭蕾各种知识，这是我们交往很好的一个开始吧。”
以优异成绩从初院毕业的黄德文，一开始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学院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天体物理学系，获两所大学同时录取后，改去报读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他获颁新科大首次颁发的奖学金，是76名得主的其中一人，一边读理科，一边抓艺术。
“但不管什么角色，都是我思维的投射和情感的挥发，我依然觉得舞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表达途径，我越来越爱芭蕾！”黄德文说自己理性和安定外表下，是极感性、极澎湃的自我：“特别是走出练舞室、登上舞台，艺术总监不在身边，眼前没有镜子时，我可以肆意地对台下观众释放自己，我可以只做自己，没有任何顾虑。”
黄德文很想尝试的是《吉赛尔》的艾尔伯特，他说这个角色让自己心生共鸣。
自2008年陈裕光离团后，舞蹈剧场便无土生土长的男芭蕾舞者，黄德文的加入弥补了这近十年的缺憾，一年后才有另一科班出身的本地男新人加入。
那个年代，尽管黄瑞鹏热衷芭蕾、苦练芭蕾，却根本没有成为专业芭蕾舞者的打算，毕竟没有舞团，要去哪里跳？跳给谁看呢？他的演出机会大多是学校发表会。
这不是一个好的巧合，他父亲竟也曾在上课时受伤，黄瑞鹏在20岁时伤到右膝盖韧带。“我受过伤，可我没有特别担心儿子的伤势。舞蹈就像体育一样，免不了受伤，这没什么。”
这个声音一直回荡着，或者说引领着他看到各种机会。完成国民服役后，他获悉新加坡舞蹈剧场有奖学金项目，立即报名参加，这是专门训练半专业舞者往专业舞者发展的项目。心意已定的黄德文终于跟父母坦承自己深藏已久也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我想要加入舞蹈剧场，首先因为我要通过尽情跳舞来表达自己，另外，舞蹈剧场能支付像样的薪水，并确保其他的员工福利，这就是我需要的。我清楚自己的能力，知道这件事最终是能成的。”
父母恪守诺言
这一家四口里，三个男人都跟芭蕾有关——父亲和两个儿子。
黄德文7岁就走入芭蕾世界，从兴趣到专业，这全拜从小在父母身边的耳濡目染。他父亲黄瑞鹏16岁迷上芭蕾，半工半舞，直到30岁依然参加学校演出。学理的黄德文，最终走上舞台。这期间父母与他在学业与舞蹈上取得共识，承诺他只要取得学位就可投入他喜欢的舞蹈。
坦言在新科大的几年日子过得劳累，每天在大学的课堂里和舞蹈剧场的练舞室里往返。“常在练完舞的深夜里重回学校和同学开小组会议。我承认：放弃的念头在脑中闪过好几次，说不清怎么撑下来的。”
“学霸”黄德文凭着毕业成绩可在工程领域找到一份相当好的工作，父母仍恪守诺言，放手让他进舞团。蔡月芬说：“儿子信守了他的承诺，我们做家长的也一样，那才是他最想过的生活。”
从群舞到独舞，从配角到要角，黄德文在短短两年间，实现了不少舞者要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才能达成的目标。
社会上总有一种刻板印象是：学业不精，才搞艺术。黄德文的例子却是最好的反击——
身为知识女性的蔡月芬诉说每一件事时，脸上都挂着温厚笑容，听丈夫讲往事，不住地会心微笑。
父当年半工半舞
黄德文顺从内心的选择，小小的他自知：放不下芭蕾，想继续学。
练习时男生和女生一般做同样的事情。“可能男生得转更多圈，或者跳得更高一些，还有一些男生的专属动作，我们会练一练。在女生中间，我没什么尴尬，你呢？”黄德文转问弟弟。
看过黄德文大大小小所有演出的黄瑞鹏，儿子各次的演出细节他张口就来，对儿子的提出的建议却只有一个：“放更多感情。”
通常一眼就看得出谁是芭蕾舞者，这不是笔者做艺术记者的眼力，而是芭蕾舞者实在好认，比如黄德文，即使不在舞台上，他生活中也时时处处流露男芭蕾舞者的自持：站立时，上肢挺直，前脚往旁边擦地出去，绷尖脚趾，抹着地收到另一只脚前立定——这是芭蕾的第二到第三脚位。
是父母，将这份“艺术自我”赋予、珍存，并还之予他。
这也许是父亲放心将他带去麦考利舞蹈学校的原因，同去的还有小他两岁的弟弟，当时黄德文才7岁。
毕竟以前舞者受伤时不清楚应怎样急救或妥善处理，现在则能为受伤舞者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救治。
蔡月芬的观察是：儿子没有因顺利走上专业道路而放松过一丝努力，她发现他心理负担更大。
一向自谦的黄德文也为这个角色感到满意：“我想说的是，在酝酿这位斗牛士的角色时，除了西班牙的热情元素，我也为他加入了王子般（princely）的气质。”
黄瑞鹏完全不给黄家这两个小兄弟压力，不会对黄德文和弟弟说：这里不够精准，那里比不上别人，得这样，得那样。黄德文因而很庆幸：“如果爸爸真的那样要求我，我当时可能不会玩得那么投入，对，我的确把学芭蕾当成玩。”
父亲与弟弟的评价
实际归实际，蔡月芬不认同自己是重视学历的典型华人母亲：“我不典型，典型大概是坚决劝阻儿子放弃跳舞。我感动于儿子从小就寻找到心灵归属，他用对舞蹈的真心和实际行动打动了我，我从他小学时就誓言：要做他最强有力的后盾。”
“我也没有。”黄德融摇摇头。
蔡月芬对儿子的意向并不惊讶，这么多年来，她似乎正默默期待着儿子正视自己的心情。夫妻俩商议后，应允了黄德文，但给黄德文开出一个条件：“只要你拿到一个学士学位，之后进入舞团，我和你爸爸会一直支持你。”
他评论的是黄德文今年3月，在舞蹈剧场获欧洲权威大奖的舞剧《堂吉诃德》中，所扮演的斗牛士艾斯帕达（Espada）。
大儿子黄德文和小儿子黄德融相继出生。
蔡月芬当然看过黄瑞鹏的演出，在她眼中，黄瑞鹏就是最佳的男芭蕾舞者，优雅刚健、挥洒自如。
弟弟黄德融没有追随哥哥的“舞步”。黄德融从芭蕾学起，过渡到现代舞，从新加坡管理大学毕业后，从事了与舞蹈无关的人力顾问工作，但还在跳舞。“我哥哥体态、线条都很好，表演自然，这些我都很羡慕。他不是学院派出身，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读初院时，当时有“芭蕾金童”之称的俄罗斯舞者丹尼尔·史穆金（Daniil Simkin），在一次赛事上的演出视频深深震动了黄德文，他第一次惊觉职业舞者以专业态度表演的芭蕾，竟能那么美！“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心底的声音悄悄说：我也想当专业舞者。”
“但我的故事是从我爸爸开始的。”黄德文说。
蔡月芬点点头：“他大学时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没有自律性和热忱根本坚持不下来，坦白说我对儿子有一份敬意。”
班上仅他、弟弟和另外一个男学员，女学员却常有20多人，男女生比例悬殊。
黄瑞鹏的观点是，只有感情的浓度到了，技巧和舞步才水到渠成。没有感情的舞蹈没有灵魂，感情是决定芭蕾舞者表现优劣的标准。“我目睹了他的进步，最初他只是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演出，现在的他有信心、有表述，在每个动态上注入了自己的思考。”
“我也爱艺术、爱舞蹈，尽管我没有跳舞。”蔡月芬说，“我一直很喜欢芭蕾，却不知道怎么去欣赏芭蕾，在教会里遇见他时，可以说他给我上了芭蕾启蒙课，他讲芭蕾讲得绘声绘色，我很愿意听。”
人家半工半读，他是半工半舞，一直没停。即使是30多岁后，黄瑞鹏依然热衷于参加学校演出，乐此不疲。由于男舞者“紧俏”，学校里的老师只能把他再拉进来跳王子，是“大龄王子”。
蔡月芬开明爽朗的态度，推动了儿子们的艺术早教：“我单纯看两个孩子投入和享受其中，他们跳得很带劲、很起劲，这让我感到，芭蕾对孩子来说是身心健康的一种活动。虽然班上男生少，孩子们都不觉得不好意思，我作为成年人，也不认为怎么样。反正就两个小男生，注意力全集中在他们身上了，这不是很好吗？至于他们两个谁比较好啊？我也分不出，我看都挺好，呵呵。”
他的站姿有一种古典的好看。你或许惊讶，职业对一个人竟有着如此细腻入微的形塑。毕竟，28岁的他，7岁就走入芭蕾世界，从兴趣到专业，从外在到内心，他是完全浸淫于芭蕾中的。
把儿子带去舞蹈学校
“小学时他跟我提过，说同学得知他在跳舞而嘲笑他，所以沮丧到不想学芭蕾了。”蔡月芬说：“我很认真地告诉他：‘如果你想停止跳舞，你可以这样做；但妈妈会很伤心，因为妈妈看到你跳舞的时候是那么快乐，妈妈不想让你失去那种快乐，但妈妈把选择权留给你。’”
在小学任数学教师的蔡月芬认为，学位是个倚傍，一旦儿子改变了心意，或万一跳舞时受伤，不能继续跳舞，至少还有个退路。“舞蹈是一个很肢体性的艺术，舞者都有受伤可能，有后备计划是实际的。”
1988年两人结婚。
黄德文自认从小比较有艺术感、创造力，父母从不限制他的艺术表达。黄瑞鹏和蔡月芬夫妇每星期会一起带儿子们去汤申大厦“度周末”——学芭蕾。父亲的老师西尔维亚·麦卡利，也成了儿子们的老师。
但去年，他在练舞室里排练一个双人舞选段时受伤，跖骨（metatarsal）断裂，必须停工休养。
现年56岁的黄瑞鹏，身上仍可见一抹舞韵，或许是站或坐时的端庄，跟儿子异曲同工。曾任保险经纪，现职是舞蹈老师的黄瑞鹏，16岁迷上芭蕾。“记得很清楚，我看过的第一部专业芭蕾演出是1982年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来演的《吉赛尔》，在国家剧场看的，很震撼！”黄瑞鹏声音洪亮，讲话抑扬顿挫很分明。
从半专业到专业舞者
现在回头看初入团的日子，黄德文想给自己的建议是：放轻松。他总把紧张和努力混为一谈，给自己制造了一些无谓压力。
黄瑞鹏说：“那时候，两三个小男生已经不算少了。”
黄瑞鹏说：“练舞虽辛苦，但能参加演出总是有满足感的，没有演出的话，平时上芭蕾课好像就少了一点推动力。”
黄瑞鹏说：“我知道这件事啊，我觉得很好，儿子也成了新加坡男舞者的一个代表。老实说，我没觉得儿子做的是我的梦。第一，这是他的人生；第二，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终究不会成为专业舞者，我没有过这样的幻想。”
30多岁还坚持跳芭蕾，黄瑞鹏确实感觉年纪大了：“一些技巧难调动出来，临到演出，除了练舞，也得把身材调整好，必须减肥。”这些上世纪80、90年代的往事听来有趣，但爱艺、好艺之人的性情和品格，似乎隔几代都不会变。
“爸爸的韧带无法完全复原，我的断骨可以100%接驳，伤是小事，我有一些心结亟待打开。”入院的黄德文趁三个月的养伤期和复健期，一并将很多事情考虑透彻：“我后来发觉，那次受伤可能是上天的安排。我必须说努力的方向不太正确，受伤给我一记警钟，让我及时修正缺陷。我也趁养伤时思考了很多事情：为什么跳舞？怎么跳？能跳多久？用什么心态跳？能跳得多好？”
养伤期思考与修正缺陷
黄瑞鹏年轻时在本地麦考利舞蹈学校（Sylvia McCully School of Dancing）跟随西尔维亚·麦卡利习芭蕾，一学就十多年。“那时候没什么人对芭蕾感兴趣，也没有专业芭蕾舞团，只有私人芭蕾学校的演出，所以大型演出看不了几场，本地男芭蕾舞者也没几个，可能我算一个吧，哈哈。”
黄德文说自己是个惯于用舞蹈来实现自我表达的人，他感到舞者和文字工作者有其相似。“文字工作者做的事情，我一个舞者，在用身体做。舞和笔，有时会讲同样的故事，但使用不同‘语言’或‘语汇’，我相信好的笔者一定有万千表达能力，但一些画面让你产生的即时情绪，文字的绘写是否有极限？或者音乐律动带来的细微触觉，言语的详述能否还原体验？与文字相对相照，舞蹈的存在，又为表达拓延了怎样的空间？我该怎样利用这些空间？”
年幼的黄德文在父母眼里是个听话、懂事，会为别人着想的孩子，乖巧，不闹。
舞蹈班上没问题，黄德融在小学里却因自己不太“普遍”的兴趣曾遭同学戏弄，一两次后，他就静静地不告诉别人学跳舞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