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希尔茨一样，书中也追述了人类在瘟疫来袭时的不同反应：在绝望和无助中无声无息死去的民众、无畏的医学先驱、无私奉献的一线医务人员、各方的利益博弈等。
我在30年前读了原著。让人费解的是，翻译业发达的中国迟至去年才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书名则借用电影译名：《世纪的哭泣》，想是提醒读者为了避免这个世纪的又一次哭泣，不能再让错误或悲剧重演。
有网友戏称这是“罩（造）反了”。
此书涉猎的范围更广，它探索了上世纪末多种疾病发生的历史，大体按编年体的顺序考察了具体事例，说明了微生物流行病发生的原因，以及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政治领导人、宗教领袖的各种反应。
除了这些表象，更严重的错漏表现在官员连湖北和武汉有多少口罩都说不清楚。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到18亿再到108万，简直是心不在焉，信口开河。而官员说辞也自相矛盾：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突发性新闻总会在瞬间激发人们对事件或话题的兴趣，而在之后则需要借助文章或书本的深度阅读，才能拼出完整的图景。
希尔茨的书在1993年被HBO频道拍成同名纪实电影，中文译名为《世纪的哭泣》。影片更多的是展现了爱之病研究人员不屈不挠的精神。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性命和工作不保的危险，成为早期爱之病研究的拓荒者。
《世纪的哭泣》英文原版有600多页，中文版更厚达700多页，此书得奖无数，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美国许多大学医学院把它列为教材。电影版长两个半小时，但人物和情节杂陈，导演叙事手法高明，一点也不沉闷。
中国错失阻止病毒暴发关键七周
巧合的是，就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暴发后，除夕夜在家观看中央电视台上演歌舞升平的春节晚会时，脑海马上浮现“And The Band Played On”这个词句。
三人缺乏协调，发布会变成了闹剧。画面通过电视播出，向全世界做了最坏的示范。
书中的结论是：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追根究底，人类通过计划不周的发展项目、指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行为或不作为，实际上为微生物帮了大忙。
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不妨也阅读普利策奖得主劳莉·加勒特（Laurie Garrett）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逼近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HBO电影台每隔一两年就会重播这部电影，如今新冠病毒肆虐，很快就会重映，敬请留意映期。
《世纪的哭泣》是希尔茨的遗作，他在1994年死于爱之病并发症。
当然，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因传染病突发而措手不及的政府。
《逼近的瘟疫》英文版厚700多页，2008年出版的中译本厚500多页，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英文版面世已20多年，一版再版，历久弥新，时间只是更加印证了书中所言不差。
希尔茨曾解释原著取名“And The Band Played On”是因为里根当选后，国力强盛，民众欢腾，一片歌舞升平，掩盖了爱之病危机和最终引发世纪悲剧。
这好比香港回归时很多人惶惶不安，邓小平一句“舞照跳、马照跑”，给港人一颗定心丸，以为50年内香港将繁荣依旧，以及杜牧名诗《泊秦淮》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靡靡之音。
但庞大而笨重的官僚架构与医疗体系往往把太多顾虑摆在人命的前面，以致许多防御措施是在大量牺牲者出现后才被采用的。
1987年，《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出版了20世纪美国同性恋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编年史：“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回顾上世纪80年代爱之病暴发对政界、科学界、同志圈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民众才对HIV从无名病毒一跃成为20世纪黑死病的来龙去脉，有了完整的认识。
在争分夺秒与疫魔竞速的斗争中，时间就是生命。
总的来说，是1981年爱之病在旧金山出现之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尤其是政府不肯拨出足够的研究经费所造成的。直到著名影星洛哈逊1985年死于爱之病才引起关注。
美国对爱之病掉以轻心 付出沉痛代价
学者和科学家呕心沥血著书，苦口婆心提醒为政者必须了解危机处理的重要性和疾病的防治是刻不容缓的。
新冠病毒的杀伤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经过多年之后，原著和电影仿佛又被现代新病毒的窜出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使命。
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月26日举行的省政府首个新闻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却露出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全戴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纪的哭泣》对里根政府在爱之病研究与控管方面的失职作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谋算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经过多年之后，原著和电影仿佛又被现代新病毒的窜出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使命。
原著和电影都被归类为社会纪实作品，但感觉更像是侦探小说和电影，书中以一个又一个既衔接又独立的故事为主线，以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个人、群体乃至整个政府对爱之病疫情的反应，通过无数小故事把美国社会多角度多城市交织在一起，呈现医疗工作者追查病源和带病者的辛苦经历，其间充满悬念。
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大，中国当局亡羊补牢，采取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仍阻挡不了疫情蔓延。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
根据资料，当里根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及爱之病的时候，已有至少2万5000名美国人死于爱之病。
此次新冠病毒的暴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逮捕八名发布消息的人，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
据公共卫生专家说，由于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向公众和医疗专业人士发出警告，中国政府错失了阻止病毒暴发的几次最佳机会。
专家的结论是，中国官方并未从上次沙斯危机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从疾病症状首次出现到决定封城共有七周时间，《纽约时报》两位资深驻华记者通过专访和基于政府通报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写了一篇报告，还原了这至关重要的七周，直指延迟同心协力公共卫生阻击战的决策过程。
在新冠病毒面前吃了败仗的中国官员，应该把这两本书当作必修课。
为政者应将两本著作当必修课
里根上任后，首要发展国防，大砍其他部门经费。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也曾因对爱之病掉以轻心付出沉痛的代价。究其因，是各种消极的官僚态度、利害关系让这个疾病走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汉官员在初期的通报中表达了莫明的乐观：他们暗示已从源头阻止了病毒、集中发作的感染者人数有限，以及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
1月19日，也就是武汉向世界公布疫情严重的两天前，它还大摆宴席，举办了一场有4万多个家庭齐聚，享用1万3000多道菜肴的新春“万家宴”。批评者后来把万家宴作为当地领导人对新冠病毒掉以轻心的证据。
直到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示后，官僚机构才迅速行动起来，“不惜一切代价”封城阻断疫情，却引发激烈的争议，也凸显了地方和中央失败的政策沟通。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把爱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爱之病是一个其他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爱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书中对里根政府在爱之病研究与控管方面的失职作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谋算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
现代社会对瘟疫的敏感性远胜从前，如今，在国际航班上打一个喷嚏可以使病毒在24小时内到达世界各主要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