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杰说，虽然新政意在推动美国摆脱大萧条，但它也造成美国社会的分化。时至今日，支持新政下全面救济和改革措施的自由派，与反对新政，认为它不利企业和增长的保守派之间仍有一道沟壑。
王瑞杰认为，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红点，在制定政策时应拿出勇气和智慧，做正确的决定，而不是诉诸简单的意识形态。他说，要制定好的公共政策，不应依靠意识形态捷径或标签，却没有对政策的互动和长远效应进行深入思考。
王瑞杰也指出，政府考量的从不是“是否要花钱”，而是如何最好地利用资源，为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只要保持灵活变通，就能根据当下的需求调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推出就业入息补助、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和冠病疫情薪金补贴等措施。
对于反对党将追加预算案比喻为我国的“新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指出，制定政策应聚焦人民的福祉，并依此设计体制和援助措施，而不应该单靠简单的意识形态或跟随潮流。
王瑞杰今天（4月7日）总结辩论时说，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应注意社会基调、人们态度和人际关系众多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历经多年才会显现，也不容易扭转。
工人党党魁毕丹星（阿裕尼集选区）本月6日参与辩论时，将追加预算案和同舟共济预算案比喻为美国19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而推出的“新政”（New Deal），并引申出社会能否形成新契约，及是否应为提供必要服务的员工设定生活工资。
“我敦促所有议员保持审慎和思路清晰，专注于我们为人民带来的成果。让我们努力确保，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只对于本届或下届政府来说具有财政可持续性，对我们的后代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