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媒体预计,大选成绩很可能在5月4日至6日泰王登基仪式后的9日之前公布。从3月24日投票日至5月9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可以预见泰国社会将充满焦虑和不确定性,因为泰王登基仪式前这段时间社会绝不能动乱,但各政党在选后势必有各种政治交易。

泰国将在后天举行大选。从上星期天提前投票的踊跃程度来看,泰国选民渴望行使被剥夺了八年的民主权利,预计后天也将迎来高投票率。然而,鉴于泰国2017年生效的宪法大大限制了政党政治,因此即使此次大选顺利选出政府,在很多人眼里,泰国的民主也已黯然失色。

东南亚的军人干政历史悠久,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有先例。在刚摆脱殖民统治,国家处在草创时期,军人自有其被各自民族赋予的使命。在那个历史时空条件下,知识和专业精英极度匮乏,人才以及仅有的资源则很多集中在军队里,因此军人除了战备和作战,也主导建国的路径和政策选择,深度插手社会事务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进入21世纪,东南亚国家都已先后取得长足发展,国民教育水平和视野已大大提高,也通过贸易、人员交流和互联网与全球紧密联系,政经社会领域人才完备,且高度分工,因此各国国民有必要省思,让军队继续干政对国家发展是好还是坏,以及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是否应该要求将领们都回归他们的专业。

修改后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巴育继续担任首相,且不利于在大选中赢得下议院较多议席的政党。新选举制度规定,上议院250席皆由军队成立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委任,下议院350席公开竞选,150席按各党所赢议席的比率分配,但赢得席位越多的政党获分配越少。此举显然针对亲前首相达信的政党。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巴育只须获得126名民选议员支持,加上上议院就有376名议员的赞成票,便可担任首相。目前看来,亲政府政党有望在较富裕的曼谷、中部和南部赢得议席,成为巴育可依靠的力量。

泰国向来有军人干政的传统,2014年政变是泰国自1912年以来的第21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队自视为泰国制度的维护者,在遇到精英分子无法认同的政党政治时,会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达信是首个进入权力核心的非传统政治精英。他代表了泰国民粹力量的崛起,曼谷传统精英和中产阶级无法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与之抗衡,所以军队在2006年和2014年发动政变推翻达信和他妹妹英叻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产阶级的默许。

这是泰国自2011年大选、2014年政变和2016年泰王哇集拉隆功即位以来的首次大选,可谓深具意义。首相巴育的政府是1973年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军人政府,巴育一再推迟还政于民,还通过修改宪法加强军队在大选后对政权的掌控,从这个角度来说,泰国的民主进程是倒退的。

然而,达信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达信与公主乌汶叻关系密切,说服她成为泰爱国党的首相候选人。此举若成功,亲达信政党的胜算极高,但泰王阻止了乌汶叻与达信的合作,也导致泰爱国党被宪法法院下令解散。少了泰爱国党,达信只剩为泰党,即使赢得所有竞选的249个议席,也无法执政。

巴育虽然有选举制度护身,但泰国观察家发现,有军方背景的公民力量党一些候选人视他为包袱,不愿跟他合照和把合照印在竞选海报布条上。这种情况有些类似去年马来西亚大选前首相纳吉所面对的情况。

泰国军人干政有它的理由,但也深知执政合法性还须来自人民投票委托。不过,军政府通过宪法增强军队的政治权利,限制一人一票的代表性,以压制民粹力量的反扑,则显然是对一人一票民主制的嘲讽。

泰国军人在2014年发动政变后,承诺将举行大选还政于民,但六次延后大选,导致军政府的支持率不断下滑。因为军政府禁止街头示威,所以过去五年街头没有出现“红衫军”和“黄衫军”,但泰国社会依然两极化。随着大选脚步日近,这种两极化和对军人统治的不满日益明显。今年1月巴育政府宣布再延迟大选后,数十万民众在社交媒体以“延后个屁”的标签宣泄不满。一群饶舌乐团青年发布一首名为《我的国家有什么》的说唱视频讽刺军政府,批评国家贪污腐败、缺乏公正选举和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迫。视频点击率在五个月内突破510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