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疫情和病毒阻断措施冲击经济，越来越多人因为不景气而被裁退，不少人将矛头指向外国人抢饭碗。在市场萎缩、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时，要煽动这种排外情绪也极其容易，例如有人在社交媒体贴出星展银行印度办公室的团体照，诬指本地星展银行团队不以新加坡人为核心，如此移花接木还真撩拨不少人的不满情绪。在社交媒体上，一旦有什么犯罪新闻或不良行为的事件曝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外来人才做的”。这些都是不自觉的排外的表现。一些人将外来人才竞争问题归咎于自贸协定，但别忘了自贸协定也是为本地企业做大市场、制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主要工具之一。

经过近10年时间，社会对外国人就业竞争的情绪又逐渐升高。这期间，我国继续奉行开放政策，欢迎外来人才，例如我们与他国签署的双边和多变自由贸易协定，就确保我国继续对外开放市场，欢迎国际投资，也鼓励本地企业走进国际市场。国际投资需要大量人才，我们没有的，就必须让国际投资者从国外带入。本地企业走出去，或者一些行业缺乏本地人才，也需要外来人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培养本地人，确保本地和跨国企业能逐步雇用、提拔更多本地人才。

大选以来，外来人才竞争课题一直广受关注。人力部近期宣布了好几项措施，更有针对性地保护本地白领员工的利益，也针对一些企业不公平招聘的做法作出反应。保护本地员工和加强劳动队伍的新加坡人核心是该做的事，但我们也要警惕排外心态的抬头。

我们的劳动队伍要以新加坡人为核心，但我们不要排外情绪抬头。国际投资者和国际媒体已开始关注，新加坡会不会因为国民的开始内视而改变欢迎外来人才的政策。我们不能砸了欢迎外来人才的品牌，人们在心态上也不该有排外情绪。我们要继续加强本地PMET的就业能力，也要继续强调开放欢迎外来人才，因为这一对世界开放的政策，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一直是我们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外国人进入我国市场就业与竞争，由来已久，可说从我国奉行开放国门和自由市场政策就有了。事实上，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小国，我们的先辈就来自世界各地。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不论哪个时间点、哪个行业，只要市场有需求，人就从四面八方而来。此外，我国也确实面对一些先天局限，特别是生育率低、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基数本来就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外来人才实现理想的人口替代率，也需要理想的人口规模以做大经济蛋糕。

2020年9月4日

当然，外国人竞争课题不是冠病疫情期间才有的。至少在2011年大选前后，社会上就有不满外国人竞争的情绪。当年大选后，一般的印象是，人力和移民政策都有所收紧，外国人的就业、永久居留权和公民权申请及审批显然都更加严格。

在国际大环境里，排外主义随着贸易保护主义、贫富差距扩大、冠病疫情等问题而滋生，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正隐隐然传导到新加坡，冲击我国的开放政策和国民价值观。在一些大国，他们的大都会或金融、科技重镇可以继续像磁铁那样聚集全球顶尖人才，而生活在广大腹地的人群，可以对外国人眼不见为净而相安无事；但新加坡就是一个小岛、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躲无可躲，而事实上，我们是靠全球化、靠作为国际大都会繁荣的。别人可以权衡后拒绝全球化，而我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更不能和好处说不。因此，一旦我们不欢迎外来人才、开始排外，极可能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了。

近期政府将一些雇主列入歧视本国人黑名单，因为它们雇用大量同一国籍的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PMET），这是不对的，有违我们强化新加坡人核心的理念。政府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几年已有约1200个雇主被列入黑名单。不过，民众的切身感受似乎又是另一回事，例如有人说，到樟宜商业园就像到了国外。尽管本地劳动市场每年新增大量岗位，但一些人还是觉得外国人抢走了就业和晋升机会。疫情期间的裁员行动，许多人只注意到多少本地人被裁退，并指责雇主没有保留本地员工，却没有注意到有更多外国人失去工作而离开了新加坡。这种数据和直观感受的落差问题不容易解决，即使政府公开更多的数据，也不见得可以扭转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