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宪后启动的首次民选总统保留机制，引发诸多议论，其中有批评指机制或弄巧反拙，把原本要公平对待所有种族的善意，推向了强化国人种族认同意识，甚至出现种族歧视言论的歧途。一些年轻国人更表示，失去了对国民信约“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理念的信任。无论类似的失望情绪到底有多普遍，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如果出现认同感的分化，将动摇国家生存的基石。

得鱼忘筌

如何在“改变”和“秩序”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是贯穿文明历史的永恒主题。缺乏秩序，文明社会将陷入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没有改变，文明社会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而衰亡。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让“改变”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主线，进步、创新都是可欲的价值，为此不惜挑战甚至蔑视传统权威；而传统权威却是维系人心，巩固社会秩序的关键。不断的改变不断弱化秩序，人们也日益失去安全感和永恒感。

无论什么文化、崇拜什么神祇，相信没有不明白家庭之重要性的，因为人间秩序从家里开始。要建立“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共同信仰，因而得从确立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开始。男女结合，不只是彼此相爱而已，人因欲壑难填而善变，如果拿个人的感情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基础，那显然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家庭让人跳脱一己之私，从家人、亲人开始，学会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才是社会建立共同信仰的起点。

这或许是因为价值观或信仰是历史传统积淀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环境里凝聚共同价值，就必须从历史去寻找素材和灵感。尽管不同的文化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经验，但人性毕竟还是有相通之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能找到足以引起共鸣的价值，就不愁建立彼此都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进而实现国民信约的理念。

“清末怪杰”辜鸿铭说，出于对永恒感的渴望，人类需要宗教。可是宗教之间由于所信仰的神不同而常起冲突，华人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家庭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家庭给予人们近乎宗教的安定感与永恒感，亲人之间的关爱打破了人的孤寂，家就是教堂，长辈的身教是日常的道德榜样，对祖先的祭祀提醒自己生命的来源，子孙的繁衍让生命超越了一己寿命的局限（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中庸》才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婚姻的神圣性，不仅于男欢女爱，更在于其类似宗教的意义。

家庭让人跳脱一己之私，从家人、亲人开始，学会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才是社会建立共同信仰的起点。

这可不能仅靠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而必须有具体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在税务上如何照顾家庭、鼓励人们成家育子、奉养父母长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礼仪习俗上如何强调家庭的核心地位（清明祭拜祖先、孩子成年之礼、成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让社会所有成员，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都重视家庭，从中得到安定感与永恒感，明白其他肤色、讲不同语言，拜不同神祇的人和自己一样，也是丈夫、父亲、儿子，因而“此心同、此理同”，彼此的情感距离，必当拉近许多，共识就更容易形成。

当今社会的撕裂，不光只是全球化所造成，相对于外部的冲击，社会内部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加剧了人们的孤独和不安。其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以追求自由之名打破传统权威和秩序，结果却沦落为孤立的个体，在时代巨流前毫无自主能力，唯有借想象的敌人来彼此团结排外，从中寻求认同感与安全感，最终被野心家利用而催生了极权，并失去了个人自由。于是，要预防社会撕裂，首先必须从改变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入手。

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的话说，自由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允许人们把各种私人欲望，法定为必须被接受的普遍人权。如此包装的“普世价值”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一，当都把它假装成权利的时候，共识必然不再，撕裂也就理所当然了。那什么才是能引起共鸣，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威胁本地多元社会的离心力，其实是全球化大势所导致的普遍性问题。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对全球化体系里的每一个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外来人口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更是无解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爆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排外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在墨西哥边境筑墙防止非法移民、英国脱欧以维护边境主权、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刚连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宣布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要求移民必须学习和尊重居留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都凸显了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民众，对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的渴求。

自建国以来，许多被视为高压的政策，都因为这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现实理由，而取得被正当化的合理性。种族和宗教认同确实都是高度敏感且具有巨大爆发能量的因素，处理失当，轻则形成族群间关系紧张，重则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国家分崩离析。国民信约强调要不分彼此，团结一致，正着眼于各种族和宗教之间，缺乏共同的信仰来凝聚国家意识。政府因而不断尝试建立共同价值观，但至今成效还不显著。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yapp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