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过156年的英国管理，成为重视人权、自由法治的国际金融城市，让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且不论百多年来，香港对中国作出几许经济上、政治上的贡献，为其吸纳多少逃离暴政时艰的“低端人口”，每当内地发生重大灾劫，香港也慷慨相助。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港人的捐输便达到200亿港元。
去年岁末，中国网络有人号召“杜绝圣诞节”的消息传到海外。网文“创造历史”，说圣诞节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之后创立的，“西方人过的洋节，恰恰是中国人耻辱”。后来人们发现，自从习近平主席强调“文化自信”后，每年这个时候中国各地就会传出不许党员干部或群众学生过“洋节”的通知。
值得观察的是，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民对“革命初心”日渐看淡，乃大力提倡民族主义。但往往由于过犹不及，历史事实被断章取义，令人分不清前因后果。比如只摘取八国联军的残暴说事，完全不顾这是清廷以民间的盲目“爱国”为工具，掩盖自己腐败无能所导致的一场悲剧。
愚以为，外交之道，各国以本身利益为先，实无可厚非。说到底，清廷于庚子之后，活不过39年，怎么履行赔款的摊还？列强此时因势利导，为中国振兴现代教育，务实之至。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国六年（1917年）3月，中国宣布与德国绝交，并与奥匈帝国处于战争地位，对二国停止付款。俄国则因1917年的十月政变推翻沙皇等原因，允予抛弃部分庚子赔款。这都推动了各国“退款”之举。
禁止过洋节，在中国内地或许只是为了“国民教育”。但在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圣诞节乌灯黑火不许上街购礼物，只能关在家里由学生批斗家长，大骂八国联军，跟“洋节”划清界线……受得了吗？难怪2012年7月29日，港人发起了万人大游行，与一连串反国民教育科的运动。
那么，“庚子退款”又是如何产生？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惠赠前南洋大学之王树槐著《庚子赔款》（1974年3月出版）一书所载，“退款”的先声，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巡抚柯逢时以广西匪患，首请停解赔款。云南庚款，则于宣统元年（1909年）起停解。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由于各地革命运动蜂起，其余各省均停解赔款。
王树槐指出，美国替中国培养接受美国教育、亲近美国的领袖人才，是项“文化投资”，并不纯粹为了正义和公道。“但美国此举无异立下一个先例。此一先例就坏的方面而言，是有条件的退还，但在好的方面此种条件对中国利益极大。后来各国援此有条件的退还，但各国的条件已不及美国的优厚。”
“庚子赔款”的下个章节，则是“庚子退款”的一项盛举。“庚款留学”，酝酿出清末民初一股知识充电热潮，学贯中西的人才，汇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民国时代的1927至37年，被称作中国建设的黄金十年，也因此而来。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60年后，1900年的庚子年夏天，北京发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后称义和团）运动，自命刀枪不入的“拳匪”虐杀洋人传教士与本土信众，引致英、美、法、德、俄、日、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八国联军向大清帝国开战。战败的清国于次年与有关的11国签署《辛丑条约》，须给各国赔偿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偿付。这笔款项就叫“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y）。
康庄道
若心平气和地以史为鉴，其实可以看到，这两个庚子年虽然凶险血腥，但其后续发展却都产生了有利于华人、有利于中华大地的客观条件，颇堪玩味。
可不是吗？1840年庚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清朝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己亥猪年过去了，新的农历年是庚子鼠年。根据干支历法，60年是一个轮回。对许多中国人，或广义的华人来说，历史上的两个庚子年，都是苦难当头、丧权辱国的一年。并被训导：人人都要记得这样的“耻辱”。
据王著所见，庚款的善用，首推美国的倡导。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公理会教士斯密士（Arthur H. Smith）得知美国将退还中国未付之庚子赔款，便拟定一计划，利用庚款资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甚得总统老罗斯福的赞许。退款办学计划，则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