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周里不断调整出入境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这点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恐怕不容易做到。这反映出政府因时制宜的态度，凸显政治领导人带领国人应对这场疫情的政治决心，也考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伦敦帝国学院3月中发布题为《非药品干预如何降低冠病死亡率和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报告，指出抗疫基本上有两个可行对策，即“缓解”（mitigation）和“抑制”（suppression）。“缓解”聚焦纾缓病毒的散播，在减少医疗需求的同时，保护最容易受病情重创者；“抑制”则旨在把病例减至低水平，并致力于保持这样的状态。
从最早追踪与病患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隔离、居家隔离，以围堵病毒；到居家通知、提醒非必要别出境，以及回教堂、寺庙等宗教场所的关闭；再到近日进一步收紧边境防疫措施、关闭夜店和部分娱乐场所，我国政府日渐严厉的措施，顺应着大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当武汉是疫情中心时，新加坡禁止湖北护照持有者入境；欧美和亚细安病例增多，新一波输入型病例席卷本地，新加坡再禁止短期访客入境或转机，也郑重告诫国人若坚持出国得面对严重的后果。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hosb@sph.com.sg）
这些“事后孔明”，忽略了许多导致新加坡难以动辄就决定“封城”或“锁国”的因素。首先，全球化意味着许多新加坡人分布海外各地，若锁国，当中不少人会急着想要回返国门。然而，一时半刻确保这些在世界各角落的人回到新加坡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人一旦回国，对医疗设施所造成的潜在压力也不容小觑。
其次，没有人知道锁国要锁到什么时候，若疫苗果真只能在明年才会研发出来，那是不是锁国行动也得持续到明年？这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的饭碗会因此打破，也就是多少个家庭会因而受累？
但报告也指出，“抑制”做法除了实行隔离措施，也得由关闭学校等来配合，这同样会对医疗体系造成压力。大力抑制病毒的做法，须维持到疫苗问世为止，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庞大。
不论是多次收紧出入境政策，或一再调整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每每政府有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新举措，即刻就会有人“马后炮”般地说，新加坡政府早就应该仿效武汉的做法“封城”，只有这样才能一了百了，遏制病毒扩散。
两个做法都有各自的挑战。居家隔离疑似病例及家人，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特别是针对年长者和高危者，“能够减少三分之二的高峰医疗需求，把死亡率减半”。但这个“缓解”做法仍会导致数十万人的死亡率。报告因此认为，国家若有能力，“抑制”会是上策。
邻国马来西亚宣布锁国，就对我国带来巨大影响。如何让原本每天进出新马两地的人，继续留在本地工作或念书，考验了雇主和学校等迅速推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再说，锁国后让民众恢复日常生活，需要好长的调适期，会否引发第二波病毒扩散，谁都说不准。
显微镜
牛津英文字典把政治决心定义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坚定意愿，特别是有关政策不能马上取得成功或受欢迎”，来届大选将是民众验收政府政治决心的关键时刻，而选后人民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也只会愈加严格。
新加坡现阶段的做法已超越报告对“缓解”的定义，但我国还未透过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等，确保民众足不出户，也还没完全关闭边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