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与谷歌本周共同推出追踪软件试用版，用户手机可根据蓝牙信号，确认与其他手机的距离。如果有用户确诊感染冠病，手机就会向其他曾处于近距离的手机发送通知，呼吁这些用户接受冠病检测。两家公司强调，软件并不会收取或分享用户身份的相关信息，各国卫生机构必须遵守私隐准则，才能使用他们的科技。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znam@sph.com.sg）

问题的症结之一正在于此。研发者的担保，无异于老王卖瓜。况且，直至有证据显示相关科技有侵犯隐私之嫌，否则也很难证伪。不过，缺乏证据却也无法构成其不存在的论据，是以主张使用和不主张使用追踪科技，两派都无法被对方说服。

虽然快速和准确追踪疑似病例，从公共利益的出发点来说是好的，但反对者希望这也能兼顾用户自主性。这也是各政府机构和科技公司只能推荐人们下载使用，而不强制要求使用的原因。然而让民众有这样的选择，就无法把追踪功效最大化；如果追踪工作要做到尽可能滴水不漏，那就得强制每个人都使用。

“下载还是不下载，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所言无他，正是指各国政府和科技巨头，为追踪密切接触者而研发的手机应用。从直观理解，让科技代劳繁杂的追踪工作，手机自动记录使用者曾与哪些其他使用者近距离处于同个场所，能准确且快速地展开追踪工作；但这同时引起了公共卫生利益与个人隐私“何者价更高”的讨论。

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激辩。有趣的是，在民众高度重视个人隐私和权利的西方社会，似乎在追踪应用问题上放下了这些坚持。《金融时报》委托调研公司易普索莫里（IpsosMori）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英国民众，支持政府在应对疫情上使用电话追踪技术。换言之，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没有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金融时报》也引述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约翰的观察：“人们对隐私的关注程度，取决于相对的利益是什么。”

虽然此举意在消除用户的顾虑，但这样的追踪科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用户必须牺牲部分个人隐私的问题，用户的疑虑只不过从政府机构转移到科技公司而已。因为用户关注点并不在于由谁研发软件或应用，而是怎么向用户保证隐私不会受侵犯。

然而相对的利益，指的并非追踪科技的概念本身，也包含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这也是部分公众对这项技术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比如，把“近距离接触时间”的定义设得过短，则需要追踪的人就会激增；设得过长，则可能会有漏网之鱼，甚至给人错误的安全感；长时间使用蓝牙功能也很耗损电池。

如果说追踪应用和软件的问题在于准确但不够精确，这些技术上的不纯熟尚能改善。但回到科技道德层面，未完全信服的使用者，寻求的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保障。纵使无法证伪，也可以通过解释科技的运作和把关设计，来提供这颗定心丸，以让民众对其更信服，这些应用也才能发挥最大功用。

眼下阻断措施期间人流减少，或许让人觉得用不用追踪应用已是次要。但在过后逐步恢复日常生活的日子里，要防止疫情卷土重来，这些应用还会大有用武之地，宜及早正确、有效地推广，而不应等到下次危难之际，才再次抛出“生存还是毁灭”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