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在还没有电视的年代，电台广播是最有效的媒体。李光耀争取新马合并的电台12讲，其实应该乘三，是36讲。他的每一讲都在不同时段，分别用英语、华语和马来语播出，每一回演讲来到尾声时，都会特意留下一条尾巴，吸引听众追听他的“下回分解”。在一年后，1962年9月1日的新马合并全民表决中，人民行动党的合并方案赢得71%的选票；李光耀的12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内阁部长轮流上阵的多媒体全国广播，显然跟下届大选来临有关。当小船来到凶恶的险滩时刻，当国人开始出现焦虑惶恐的情绪之际，人民普遍期待“掌舵的”能提出未来的航线图。
漫步
我国今年的失业人数可能超过沙斯疫情的高峰，从去年的7万3000人增至10万人。35岁以下的年轻人教育水平高，其中不少专业人士，原本享受着高工资，却在形同“锁国”的阻断期，一夜之间成了“锁国一代”，就业前景蒙上阴影。
我们今后若不是从危机中再次崛起，就是从此一蹶不振。
王瑞杰鼓励年轻一代“化焦虑为行动”的一番话，使我想起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的一首《过零丁洋》里的两句诗：“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惶恐滩头指的是江西省内贛江十八滩最凶险的一滩。在古代，船只抵达十八滩之前，人和货物都得先上岸，就靠经验丰富和技术熟练的舵工，顺着水纹，闪避礁石，过了最后的惶恐滩，船客和货物再上船。
1961年9月，李光耀开始在电台发表争取新马合并的广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了12次的系列演讲。《海峡时报》几年前把这12讲的内容精华，收集在“The Battle for Merger”（争取合并的战斗）这本书里。从这些演讲中，可以看出李光耀当年为新加坡前途忧心忡忡的心路历程，其中强烈体现出他的冷静与斗志。
在年轻一代和多年打拼事业的雇主身上，或多或少的焦虑和惶恐，是对前途未卜的自然反应。
过去一周，李显龙总理与几位部长展开部长演说系列；1967年英军撤退事件，成了其中一条贯穿系列演说的主线。这个大事件，在那几年引发6万多人的失业浪潮，以人口比例来说，还比今天的9万多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英军撤离，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随之泡汤；此外，失去国防安全保护网，使新加坡的处境雪上加霜。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短短3年时间，也许证明新马合并只是一桩双方性格不合的婚姻。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马合并的岁月，对新加坡先驱领导是一次宝贵的生存意志力与战斗力的磨练，使他们更明白新加坡必须走向一个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的社会，并立下向世界拓展的万丈雄心。建国以来，新加坡便把世界市场当作经济腹地，即使水供也努力摆脱对邻国的依赖。
从英军撤离、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风暴、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沙斯疫情到今天，每隔一段日子便有新的危机。新加坡这只小船历尽险滩，在其生存词汇里，从来就没有“失败主义”这个字眼。
我国失业问题的最坏情况还未出现，不同领域的雇主就靠政府的加强版雇佣补贴计划暂时顶住，当越来越多雇主顶不下去的时候，“迷失的一代”恐怕就会真的出现。
1959年新加坡从英殖民统治者手中取得自治邦的地位后，随即面临何去何从的生死问题。新加坡当时的面积比今天还小得多，缺乏天然资源和经济腹地，新马合并是最合理也是唯一的选项。然而在左翼势力强烈反对下，要说服新加坡市民接受合并是一项艰巨任务。
60年代末那几年，李光耀多次奔走伦敦，在英国两党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舌战群儒，尽力说服英国延缓撤军。另一方面，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林金山和杜进才等先驱领袖，向全民发表“关键岁月”的电视演讲，分析当时的险恶情况。1968年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4月大选中拿下所有58个国会议席。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在全国广播中说，这次危机中，临危受命，站到了最前线的多数属于新一代。新加坡的生存条件今非昔比，应付危机的人力和财力比60年代强得多，不像50年前英军撤离时那般无助。但正如张志贤所说的“没有一次危机是相同的”，眼前的危机是全球性，给新加坡的是更全面更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后若不是从危机中再次崛起，就是从此一蹶不振。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职总青年团的“LIT职业探索”网上开幕礼演说中，向我国年轻一代作出承诺，劳资政三方会与他们共同克服困难，我国不会因疫情而出现“迷失的一代”。他希望年轻一代“化焦虑为行动”，积极主动，充分利用机会。
一直以来，都说新加坡是小船，碰到危机时能更快调转方向。但在险滩上，小船比大船更为脆弱。眼下的经济危机好比江上小船来到了险滩，“惶恐滩”还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