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会反对党领袖是反对党的一项政治任命，他的津贴加倍便意味着，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毕丹星必须视之为一项全职工作，全力以赴。
10位工人党议员和两位前进党的非选区议员，今后在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领导下，国会中的表现当会更有默契，辩论水平的提高是国人合理的期待。而他们跟执政党之间能否在一些重大政策和议题上各有进退，取得共识，将决定国会体制以怎样的步伐，朝一个更包容更妥协的方向发展。
国会反对党领袖就好比篮球场上的队长，场上组织攻防战，还要兼任场边的教练。
孔子说过：“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说，朝廷的礼节沦丧了，却可以在民间找到。“野”字没有贬义，说的是与“朝“相对的民间。
李显龙总理在内阁就职典礼上指出，选举结果显示新加坡人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元的声音，设立反对党领袖是“承认”人民的诉求，“同时也让政治体制以能维持国家使命的方式发展”。从另一角度观之，执政党也从此对国会里的反对党代表有更高的要求。
毕丹星的捐献也许决定得太快，据报道，这是在跟夫人商量后的决定；用钱的事儿夫人的意见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固然重要（大多数男人都会同意），但他的这个任命是一个政治的任命，如何处理津贴，工人党也应该作周详的考量，至少得等到国会领袖傅海燕在国会中发表演说，详细阐述反对党领袖的职责条款之后，才作出决定。
国会反对党领袖被赋予更重的职责和更多的特权，他能听取到有关国家利益的机密报告；国会辩论中有优先发问权，以及与政治职务者相等的发言时间；他也获政府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资源。
漫步
在处理津贴的问题上，毕丹星除了捐献之外，还可以有另一选择。尽管政府会给他更多秘书和国会助理，但都是为他减轻行政的负担，他可以考虑多聘请一两位学有专长的研究员，协助他加深经济、社会或是外交课题的认识。
这句话历来被广泛用在不同的语境上，如宫廷音乐流失了，却保存在民间（唐朝宫廷音乐便是福建泉州南音的滥觞）；古代文字有些发音，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却意外地保留在翻译自梵语的佛经中。
国会反对党领袖的任命不只是一种荣誉，它要求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毕丹星最终还是必须靠任内的表现而不是以捐款，来获得国人的认可。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用在今天的政治语境，在朝的执政党做得不好，失去民心，人民自然对“在野”的政党有所期望。“礼失而求诸野“的结果，就是政党轮替，这在国际上屡见不鲜。
我国政治人物不公开不张扬地私下为不同的组织捐款，可避免捐款成为一种政治游戏。
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职责不轻，他必须领导反对党阵营在国会辩论政策、法案和动议，并提出替代观点；在国会领导并审视政府立场和行动的工作，以及在委任反对党议员担任特选委员会成员的事项上提供咨询，如公共账目委员会等常设特委会的委任。
反对党议员不要“为反对而反对”，是执政党多年来对反对党的期待。工人党在国会中加强存在感之后，也经常自我期许，他们不会只为反对而反对，而是秉持国家利益的立场。
现代政治，以“在野党”称呼不在执政位子上，与执政党相对的反对党。受英文opposition的影响，“反对党”一词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理解和习惯。
他的地位也跟着提高，可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出席正式的国家活动。以后有外国政要来访，顺便到国会“拜见”一下反对党领袖，也可能成了一种外交常规。
看在敏感人士的眼里，觉得政府似乎有“收买”反对党领袖之嫌。毕丹星第一时间说要把津贴新增的一半捐出来，也或者有“避嫌”之考量。不少人为之兴奋喝彩，说从政者本来就不应该贪图“高薪”，还顺便踢了一记“无影脚”，影射执政党就没有像反对党那样清高。
国会反对党领袖扛的责任和承受的压力，将明显超过一位议员的角色。他任重道远，一年38万5000元的“津贴”，也比议员津贴多了一倍。
过去，反对党议员除了掌握议员所能获得的数据和资料之外，对许多决策背后的数据和资料所知有限。
在国会中，国会议长、执政党的国会领袖和反对党领袖将形成一种三角关系，他们当中必须建立高度互信，才能减少摩擦与矛盾。
毕丹星承诺捐出部分津贴，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态，固然可为他的清高指数加分，但政治人物为慈善捐款，非始于今日，他绝对不是第一人。
新加坡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度，行之有年，设立“反对党领袖”还是空前壮举，使新加坡的民主议会，更具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英联邦特色。
国会反对党领袖就好比篮球场上的队长，场上组织攻防战，还要兼任场边的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