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暴发前，政府已一再说明，与印度签署的CECA自贸协议并没有开放印籍人士，来我国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也没有让他们自动获得就业准证。经济理论也确认，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开放型经济体。但或许如网民所说，官方论据之所以压不倒网上杂音，是因为走进樟宜商业园里的眼睛“有感”体验，远胜平淡无味的论述。

招人标准应该包含一条：谁最有能力就请谁。某国籍人大量聘用“自己人”，或企业刻意保留空缺给本地人，都是扭曲市场的行为，但因受情感和偏好左右，生活中一再上演这种片段。

在疫情危机中，保护本国人利益或有其合理性，歧视本国人肯定就成舆论箭靶。试想，即便是新加坡人主管安插心腹都惹非议，更何况是外籍主管请来大批“自己人”。一两个“自己人”可以理解，合作起来可能较有默契，但四分之三属同一国籍，问题就严重了；政府应当严惩歧视本国人的企业。

政府近来推出企业聘用本地人的补贴计划，又调高外籍员工申请就业准证的起薪，说明已经意识到国人对外来人才政策出现偏颇的怨气。

疫情当前，“本国优先”的内视心态肯定越来越普遍，大国如美国和印度有巨大市场和人才库，关起门来还能生存；小国如新加坡就伤不起了。所谓“新加坡人核心”绝非排外，重点是不能剥夺新加坡人的工作机会及提升空间。

反过来说，如果招聘是以个人能力为衡量标准之一，那新加坡人要问问自己，哪方面输给外国人？如果是技不如人，与其抱怨外来人才或责怪政府不照顾国人，倒不如赶紧接受培训，让自己掌握新常态下的新工作。

最近路过联络所时，一位大姐主动问我。

如何在保持国家开放与保护国民权益间取得平衡，避免外来人才造成社会分化，也避免国人过分受政府保护，是历代国家领导人所面对的难题。疫情时代，更是考验第四代领导班子的能耐。

这位在联络所职业展帮忙的大姐，给了我一个装有工作资料的布袋，还说：“保安和医护工作机会比较多。”

说白了，就是一些金融机构里出现大比例单一外国国籍人员。

“你在找工作吗？”

扫过人群一眼，找工作的大多是四五十岁中年人。

身边有亲友最近被裁退，聊天时无不感叹年龄偏大难找工，接着就会谈到复杂又敏感的老问题——“外国人抢饭碗”。

（作者是新闻中心国际组副主任）

75%占比高得离谱，不论有何特殊原因，中高层人员都难逃选择性聘用大批“自己人”之嫌。

在澳大利亚资讯服务业工作的朋友就说，问题不在于聘用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来了又带来一群“自己人”，导致本国人和其他国籍人士被边缘化。朋友所任职的机构也一样，某国籍人士加入后，“整村人”跟着来。

人力部最近发布的一个信息更让网民恼火。47个雇主被列入歧视本国人黑名单，其中30个来自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行业，其余属行政及支援服务、制造及教育服务等领域。规模最大的企业所雇用的PMET近2000人。30个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领域雇主，都聘请大量同一国籍的PMET。有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PMET员工，近四分之三来自同一个国家。

被裁退亲友的工作，其实不是被外国人“抢”走，主要是公司受疫情打击而被迫缩减规模。社交媒体平台上炽热谈论的“抢工作”问题，抢的也不是新加坡人不愿做的蓝领工，而是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PMET）的白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