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法治可能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但其实，人治更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法治被利用，好歹也得经过一些程序，产生一些由特殊利益集团承担的交易成本和难度，这增加了法治被利用的成本和风险；而人治远比法治更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它经常可以直截了当地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所以，相对于人治，法治具有比较优势。

中国有长久的人治传统。关于法治人治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未决。其实，人治并非毫不讲理，人治比法治更符合直觉和常识，因而显得更合理。“（我认为）事情是怎么样的，所以该怎么做”；“（我认为）某某是坏人，所以该惩罚”；“（我认为）某某是好人，所以该奖励”，这种惯常的思考和判断事物的方式，正是人治的日常逻辑，它最符合直觉和常识。但问题在于，在这种逻辑中，多数人通常不会反思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否可靠，信息是否完整，自己的价值取向又是否偏颇，因而很难摆脱这种逻辑，从而容易倾向于人治。

释放社会空间跟减少国家管控密切相关，但又不同，它主要表现在行为的活动自由度。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就主要表现为释放社会空间。但是，成文法意义的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并不能保证释放充裕的社会空间，因为法律的规定可以很严苛。所以，释放社会空间应该遵守更基础和人性的自然法原则：只要不是伤害对方或第三方的行为，都是允许的。例如，两人合作办厂，排污产生的危害就是危害第三方（此即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这样的行为就要禁止。在该自然法原则上，成文法要禁止某些行为，须充分讨论，尽量避免压制社会空间即社会自由度。

中国的政府力量极为强大，它管控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这里的管控主要是指对物或资源的控制。减少国家控制与加强市场作用不是一回事。国家可以释放更多空间和资源给市场。同时，减少国家控制也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在社会、文化领域也需要减少控制。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面貌和现象日益纷繁复杂。上述四条标准，对于如何甄别哪些是真改革及其成效，哪些是伪改革及其弊端；对于预防、抵制和拒绝伪改革，避免开历史倒车，把握真改革的方向，都至为重要。而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逆流和乱象，很大程度就是对该四条标准坚持不够所致。

法治与民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虽然两者都不完美，但相对更优。这里重点谈谈法治。

第一，是否促进法治民主？

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难免存在逆流和不良现象，但这不能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正如民主国家的乱象、逆流甚至失败，对法治民主只能构成批判，而不能构成否定，改革开放中的逆流和乱象也只能批判而不能否定改革开放。

看看网络上诸如“贪官污吏杀杀杀”这样的言论，就知道这种人治逻辑的顽固。而法治，由于经常要根据现成、固定的条款判断，许多时候并不能考虑具体情况的差异，因而它并不符合直觉和常识。所以，在人类史上，法治远比人治出现得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前，国家层面已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但在实际操作中，权力意志仍然不时肆虐，官员违法滥权的现象并不鲜见。譬如，有报道，某省高级人民检察院给下级单位下达“扫黑除恶”的指标。再如，政策风险成为企业的重要成本。一些地方政府不遵守法律和合同，利用权力干预企业的微观运行，给民企造成很大损失。这些都是严重反法治的伪法治。

第三，是否减少国家管控？

如何识别真假改革？这就需要为改革建立标准。此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笔者认为，有四条标准，或可甄别真假改革。

做到上述四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梦，并可能在此基础上不断自我改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超越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做不到上述四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梦。

第四，是否释放社会空间？

历经40载，改革开放不但进入深水区，也进入鱼龙混杂区。改革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真有假。假改革打着改革旗号反改革。如果不能识别真假改革，改革就沦为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唯有识别真假改革，才能真正推进真改革，抵制假改革。

与伪改革相类，也有伪法治。什么又算是真法治呢？此不遑细论。就直接目标看，它是要建立社会信用。就针对的对象看，它首先制约权力（官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才是制约平民。

发挥市场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良好的重要原因。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也可能陷入个体的盲目性，导致混乱。但在中国，加强市场作用还有很大空间。政府当然可以发挥作用，但其核心功能是：一、制定规则；二、执行规则；三、宏观调控。但是，目前，政府越位，微观干预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很不利于培育市场、激发创造力。

法治当然也不完美，它程序繁琐，也可能被利用。的确，从短期看，法治的程序繁琐，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效率并不高；相反，人治少了许多程序，效率更高。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共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日益呈现出六大基本特征：陌生化、远距离、长时段、大规模、高频率、全球化。这六大特征决定了，法治是保障经济活动和各种公共交往有效进行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手段，它不但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平，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活动和各种公共交往的平均交往费用，从而促进发展。

第二，是否加强市场作用？

上述四条标准，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总结，大体可以判断什么改革是真改革，什么改革又是伪改革。既往的中国历史，可以提供很多教训，也可以提供某些经验，但无法提供上述四条经验。遵循这些经验和标准，则社会健康发展；背离之，则社会发展受挫。

做到上述四点，个人潜能就会充分激发，中国社会就会充满活力，社会财富和幸福都会大幅提高。在四点中，法治是最基础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