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缘组织的各行业公会,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帮群色彩。

这时期也出现有华人资本集团性企业,如林秉祥(1873年至1944年)1911年创办的和丰集团,就是拥有银行、航运、水泥、钢铁、大米以及信局、种植园等多种经营的大型企业,形成多元化经营的大规模企业经济。

华族与新加坡文化

1819年新加坡开埠,不但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捩点,更是华族及其他友族和新加坡融合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

华族与新加坡社会

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华人宗乡组织——会馆,在建国前150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里最重要的功能组织单位,积极发挥族群自助、自律、自治的多重功能。

(作者是本地作家、前新闻工作者)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华商更全面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积极转型,成为新加坡经济结构重要的民间基础与成长力量。

随着时代发展,本地华族会馆更延伸发展多样化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经济、文教、福利等各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形成民间重要的社会凝聚力、动员力量及发展动力。

儒家文化,是华族文化的主轴,但因社会环境不同,新加坡华族继承的传统政治观念与儒学部分有限,主要是个人伦理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先后有三波华人移民潮(其他友族移民情况也大致相同)南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新加坡华人。第一和第二波华人移民,以来自中国南方沿海的福建及广东地区族群为主,还有部分早期的区域华人移民,形成新加坡华族的主体;第三波移民主要则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许多新移民,丰富了新世纪新加坡华族人口的内涵结构。

20世纪上半叶前期,第二波华人移民及早期移民的后裔,更以初期资本积累,结合西方技术及经营模式,除了继续经营传统的种植业与转口贸易,也开始进军银行业和保险业,以及产品加工业,如橡胶加工、生产凤梨罐头、还有水泥、火柴、肥皂、食品等早期工业经济。

200年来, 新加坡华族文化,和其他友族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今天的新加坡文化和精神风貌,成为我们宝贵的的文化基因和新加坡精神。

早年南来的各大方言群,如闽南人的航运与贸易业、潮人的贸易与种植业、粤人的工商与服务业、福州福清与莆田人的交通与木材业、客家人的中药业、琼人的餐饮业等,均各具行业优势,整体构成一个商埠或城市经济规模。

儒家伦理很重视人际秩序与责任义务,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个人和家庭、社会及国家,均贯彻这一价值观念,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如19世纪闽人领袖陈金钟(1829年至1892年)是新加坡最大的米商、潮人领袖佘有进(1805年至1883年)被誉为新加坡“甘密王”、粤人领袖胡亚基(1816年至1880年)的洋货供应事业等,都是各行业的领袖人物。

例如推动文教。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族通过会馆进行社会动员,创办了数百所学校,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民间教育体系,并让重视教育观念深入民心,为新加坡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19世纪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有华工也有华商,并迅速发挥华人最擅长的经商精神,奠定了新加坡作为商埠经济的基础。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虽然宗乡会馆并非经济组织,但会馆与各种业缘组织的人事往往高度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具有积极作用。

百年来华族各功能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为建国后的新加坡社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各方言帮群为基础的宗亲组织,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很早就有跨帮群的合作意识与实践,如在20世纪初由粤闽潮琼各帮合作经营的慈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以及1906年由所有华商人合作创办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二是改变与创新。移民族群的生活环境,与祖居地不同,许多传统必须因时制宜而调整或改变。例如源自传统宗法社会体制的宗亲组织,在本地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能自我调整与改变的务实精神,往往就是推动创新的动力。

700年前,元朝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屿志略》记载了单马錫岛上有华人居住。新加坡河口考古发掘的许多宋元陶瓷碎片,以及莱佛士登陆前的新加坡已有华人存在的记录,都显示华人与新加坡早有渊源。

华族与新加坡经济

儒家伦理所讲究的个人道德修养,还包括勤奋、节俭、自律、推己及人的道义精神。

新加坡华族文化,也具有移民文化的两大精神。一是适应与包容。移民族群定居异域,不但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必须和共同生活的其他友族和谐共处,这就包括了善于妥协与包容,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

早期的宗乡会馆基原是各方言帮群本身的互助组织,相当于族群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维持新加坡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支点。

华族为新加坡四大种族之一,华族文化自然成为构成新加坡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

200年来,新加坡华族在经济、社会、文化三大层面,对新加坡的成长和国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