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抱怨自己在国际舆论中缺少话语权，做事往往好心没好报，或者好心被当成驴肝肺，花大钱养出一堆白眼狼等。在国际社会上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产生亲和力和信任感是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崛起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外宣传上的无能，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没有理顺同世界主流的关系。
成为超级大国后，以“不干涉内政”来拒绝外来的批评，很难再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继续打这张牌就合法不合理了，而人的本性是讲理先于讲法。超级大国美国的“山顶上的城市”的理念，也使“不干涉内政”的说法更像是一块遮羞布。总之，它已经不灵了，但中国仍习惯性地在打这张牌，这只能说是跟不上形势发展。
于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滥权事件，成了整个中国黑暗的证据，个别人的遭遇就成了整个中国的状况。这不见得是西方媒体故意歪曲中伤，新闻报道的规律使然。中国的内宣充满了好人好事，外宣则是数字和概括以展示中国的面貌，而且常常是独白，这才是能力和技巧问题。
中国需要做的不是批判“普世价值”，而是宣传自己在其中诸多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国家做得还好（如扶贫、社会治安等）。的确，如果没有自由化——市场开放、交易自由、个人创业择业和迁徙自由等等，中国不可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再进一步就是引入一系列与主流价值观相辅相成、从中国传统中汲取的价值理念，以丰富和发展世界的主流价值体系，克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片面性和实行中的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成功地重新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也是中国崛起能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过来看看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世界的灯塔，一座完全透明的“山顶上的城市”，是世界的榜样， 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国内制度的优点吸引到大量移民。中国的软实力来自其外交，而美国的则来自内政。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对内实行王道，对外则相当霸道，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治下。中国正相反，对内往往是霸道，对外则儒风十足，希望以王道来对比美国的霸道。
世界对崛起的超级大国评判标准同一般国家不一样，内政和外交的界限也没有了。政府执政的方式、人权、法治、民主、透明度等的状况，不再被当作单纯内政，与他人不相干。超级大国对外投射力量和影响的能力，使它的内政对其他国家和人民产生了关联。希拉莉曾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孙女生活在一个由中国统治的世界里，这是因为她把中国内政的状况向世界范围内推广，使中国的一些内部做法和外国人的切身利益相联系，使他们感到受威胁。这是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
中国国际形象问题的另一大根源，是中国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一般老百姓，在心理上还没有对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大国角色做好准备，对大国崛起后别的国家对它的衡量标准和期待值的变化缺乏理解，因而对接不上，产生了错位，造成沟通上的诸多问题。 表现最突出的是，习惯性地将“家事”同“外事”隔断，分别对待，并且强硬表态，不允许他国干涉内政。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新疆的再就业和去极端化营地（所谓“再教育营”）。中国显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根本没有想到外部世界会有什么反应，在对外宣传上非常被动。“敌对势力”将其同纳粹的集中营相提并论，强化中国原来就有的迫害宗教信仰的名声， 煽动穆斯林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对内也许这些营地在去极端化上很成功，但对外，对维护中国的声誉则是不折不扣的败笔。这种由价值观主导的注意力分配往往喧宾夺主，中国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反而被忽视了。
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的惯常做法是用文化文明的优势，来同化那些入侵和入主的“蛮族”。但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几百年后，中华文化已丧失这个能力。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借助日益强大的国力来恢复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重建文化文明的艰巨任务。这中间最主要的是如何同主流文明衔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话语权的多少，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形象，而当代主导对各国国际形象评判的标准，仍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现在在中国，“普世价值” 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西方国家颠覆中国，煽动颜色革命的代名词。这种概念混淆正是症结所在。
不作区分，甚至直接批判自由主义价值观，就会遭遇认同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人权、自由、民主、 独裁、霸道、威权主义等等，而且经久不衰？这说明这些宣传在国际社会中有市场，“印证”了包括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想象和预期。
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包容、透明、人身安全、公平正义等价值不专属西方自由主义，是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被称为“普世价值”不无现实根据。问卷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加认同这些价值。因此，必须把这些价值观，同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它们来打压和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和虚伪做法区别开来。
其原因是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以集体为上，牺牲个人利益以谋取集体——主要是国家、民族和执政政党的利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而做起来少有顾忌，使这种案例不断涌现，很容易被西方媒体抓住。实用主义使中国在处理内政时的原则和底线不明，让人缺乏安全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的文化讲究“内外有别”。中国的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即使中国的总体状况不断进步，而且是长足和飞速进步，但个别违反人权和强权霸道的事件不断出现。有些是和体制和法律不健全有关，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则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前者比较容易被理解并得到原谅，后者则很可能被认作中国的固有特点而引起反感和恐惧。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更多国家相信和依靠美国，尽管他们也大骂美国。包括中国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在对美国咬牙切齿的同时，对自己和家人移民美国却趋之若鹜，这同权利和安全保障相关。华为能在美国起诉白宫，有多少人认为外企能在中国起诉中南海？这里的教训是：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内政对外交的意义不可忽视。中国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国内这一套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中国外交界有一个说法：外事无小事。当外国人将外事和内事贯通，放在同一标准下衡量后，内事也无小事了，这个弯必须得转。中国必须依靠法治，全面提升治理水平，以外部世界的期待值为参照系，在主流价值观上占领道德高地，才能掌握话语权，发展软实力。
最后还有大众媒介的因素。外国人对中国的概念，是经过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加工提炼过的，和真实情况有较大的距离，但也不能说都是捏造。媒体的一个特征是对具体事件的大肆报道，对总体情况则保持沉默。对市场化了的大众媒体来讲，以个代全几乎是规律性的、别无他法的，因为听众、观众和读者都是个体，对具体人物和事件的报道才能引起反响，扩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