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一再郑重声明宣称从未介入台湾大选，而民进党当局则宣称台湾大选确实受到“中国介选”影响，其地方选举败选并非仅仅是因中央执政治理绩效不佳所致，“中国介选”之说成为台湾政党选战激烈争辩的课题。
事实上，“两岸因素”一直深深影响台湾选举，例如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许多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接受“九二共识”的政党候选人。“中国介选”模式主要是提出政治主张及政策议题之引导，借由是否接受“九二共识”区隔化潜在政治主张结盟者。尽管国民党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与中国当局坚持“九二共识”是“一中原则”并不一样，但国民党执政两岸即能恢复协商对话及“外交休兵”。
无论是“中国因素”或“美国因素”，最终对台湾大选发挥何种程度影响力，其大选决定权在于台湾选民的理性投票选择行为。国民党与民进党基于各自政党利益及国家利益界定，皆会不同地诠释“中国因素”对台湾大选影响。从2018年美台一再大力宣称“中国因素”介入大选，但民进党仍大败仅剩六个执政县市长席位，显然过度宣称中国介选并无助于拉抬选情，反而易遭质疑无法有效治理“中国因素”。
适逢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惊传中国间谍王立强向澳大利亚政府投诚，寻求政治庇护。据他的说法是中国情报部门正在与台湾媒体高层联系，以影响台湾的政治体系，此为推翻现任总统蔡英文的系统性选举干预行动，扶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中国可能用更多资源介入2020年总统大选，介选模式不仅透过网军部队、社群平台或媒体散播假信息，试图渗透分化台湾社会，甚至绘声绘影指中资支持特定候选人，及给予重要支持桩脚成员落地接待旅游等。而台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为影响台湾的重要场域，网络社群平台PTT是中国散布假信息的主要平台，借由大量购买PTT账号，以散布假信息或不正确信息。同时，透过台商捐款给特定候选人，以避开外来资金不得作为政治献金的法律规范。
首先，中国介选模式首重两岸政策议题设定与引导。民进党当局曾指控既往中国不仅透过军机舰绕台、抢夺邦交国、压缩国际空间及重要官员严词批判，同时也透过颁布26条措施、暂停陆客来台自由行、限制电影工作者来台参与金马奖，这些皆是企图干扰或影响台湾民主选举之举。
王立强宣称负责协调一支“网军”对政治问题进行“转移视线”，类似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的网络干预行动。其在台最重要工作，即是渗透媒体、庙宇和基层组织，曾成功干扰台湾2018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帮助亲中的候选人赢得胜利。
其次，美台基于印太战略同盟齐声呼应“中国介选”。美国期中选举、台湾地方大选，美台当局皆高调宣称“中国介选”；至于中国当局则是一再宣称从未介入美、台选举。美国视台湾为其印太战略同盟，一个亲美国的台湾当局较为符合其现行国家利益，此时采取“联美抗中”战略的民进党显然比“联美和中”的国民党，更符合美国软围堵中国之需要。蔡政府指控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并以假新闻破坏台湾民主运作，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指控如同出一彻。
美国公开表示正在采取一些举措，以便台湾此民主同伴能有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得以保持其独特地位。这等于公开承认美国正在介入台湾大选，国台办多次澄清中国当局历来不介入台湾选举，也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国民党内部也曾指出美国绝对不会在台湾大选中缺席，美会暗中支持所属意的候选人和政党，但国民党并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最后，中国介选效果被夸大化及其局限。1996年大选由李登辉当选、2000-2008年大选由陈水扁当选，仅有2008-2016年期间马英九当选，“中国介选”成效似乎未必十分有限。此次2020年台湾将举行总统及立委大选，中国当局被影射主导“介选计划”打压台湾。然台湾民众党主席、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提出中国介选从来没有成功过，常常还有反效果。从历次台湾总统大选结果观之，中国想要做什么动作都是反效果，所谓介选计划并无实质意义。
再者，中国介选新模式诱导美国介选。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与安全项目主任祁凯立（Kharis Templeman）认为，1996年始中国即试图介入台湾大选，而针对2018年地方选举采行的介选行动是暗中隐晦，并非透过公开声明支持某位候选人或使用军事恫吓；而是转而透过捐钱给亲中候选人、操控社群媒体或控制主要报纸的方式来进行。
第三，批判中国对台政策之压制形同介选。从民进党当局角度来说，8月中国陆续祭出陆客来台自由行禁令、抵制金马影展，及9月连续抢夺台湾两个邦交国等，皆是“中共当局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首部曲”。民进党试图运用“国安五法”修法及“反渗透法”，完善民主防卫机制；中国介选策略恰刺激民进党运用法律反制，从而限缩两岸关系交流。美国国防部主管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曾指出，中国必然会寻求干预台湾选举。例如1996年透过飞弹演习、2000年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反对台独训示，2020年则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