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高端学术资源被官员学者占据
由于官员学者占比不超过三十分之一，他们获得高端学术资源的比例，至少是普通学者的33倍。如果再把副处级干部和某些依附于权力的学者排除在普通学者之外，完全无职务且不依附于权力的普通学者，获得高端资源的可能性，恐怕不足处级及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一。
虽然不排除官员学者在成为官员之前，其学术能力可能高于普通学者，但他们成为官员后，一方面将大量时间花在政务上，学术投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获得高端资源的概率明显增加，这就很难回避以权谋取高端学术资源的嫌疑。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官学分离：优化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
官员学者最重要的危害是占据大量高端学术资源，从而败坏学术生态。笔者曾组织16名研究生，对部分年份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三项高端学术资源的获得者情况做了统计，发现大量高端学术资源被官员学者占据。本文所说的官员学者，指行政级别达到正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学者。
官学不分严重背离现代政治原则
第三，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导师的身份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不能指导博士研究生，但可以作为副导师。副导师制度现在就有。
官学分离是改善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意味着，若不能实现官学分离，却想改善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无异于缘木求鱼，痴心妄想。
第六、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738名获奖者中，官员学者939人。获奖者的行政级别，是以获奖时该获奖者已有的行政级别为准（下同）。2010年至2015年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员学者372人。2010年至201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18项，负责人（或首席专家）1218人，其中官员学者700人。三者合计，总数为3847项，官员学者2011人，占比52.3%；普通学者1836人，占比47.7%。
只要做到上述四条规定，就实现了官学分离。虽然官员还拥有一点学术权力，但影响力较小。只要做到上述四条，就可以杜绝不搞学术的官员迅速成为学者，甚至“学术权威”的可能性。
官学分离属于行政改革，且涉及范围很小，只涉及学者阶层不到三十分之一的人，但它对净化学术空气，优化学术环境，促进学术公平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官学分离，不但可以消除官员学者，同时可以让学者独立行使学术权力。
官学分离的功能与边界
要实现官学分离，在技术层面非常简单，但前提是通过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
第二，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奖励，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其实，在学界，相比于显性腐败，即法律明文禁止的腐败，更严重的腐败是隐性腐败，即“合法”腐败。
虽然官学分离不能直接遏制显性腐败，但可间接遏制显性腐败。因为第一，学术资源由普通学者掌握后，这些学者更可能按照学术标准和规范来分配学术资源（如评审项目、奖项等）；第二，由于普通学者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对他们的监督会更容易，进而使学术腐败更容易被监管和遏制。
补充规定：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官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如教学、科研、临床医疗等。如果官员出于学术兴趣而非追逐利益，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参与项目（其余同理）。本来，此补充完全蕴含于上述四条中，但为避免误解，特予申明。
消除官员学者，还须改变“双肩挑”的观念误区。“双肩挑”的初衷固然不错，但存在几个缺陷。首先，它必然导致学术界权力的高度集中，并必然导致寡头学术。其次，这种权力集中是大学严重官僚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它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知识大爆炸以来，学术越来越职业化和专业化，学者要投入毕生精力，才能作出一点创新和贡献。如果官员学者花大量时间去搞行政，怎么还有充裕时间搞学术？又怎么可能有创新？
上述四条措施，简单、明了、严格、刚性、易操作。
官场与学界哪个更腐败？或许多数人会认为官场更腐败，因为学界腐败的额度通常比官场腐败要少得多。但是，腐败严重度是综合衡量指标，它包括腐败额度、腐败领域、腐败程度等。腐败程度可用被腐败的数额与用于竞争的公共资源的比率来衡量。由于学界的公共资源远远少于官场，所以不能简单以腐败额度来判断官场与学界哪个更腐败。
其实，“双肩挑”是农民思维的表现。因为农业时代的专业化和分工很不明显，所以一个人可以从事多个工种，并产生不少学而优则仕的“双肩挑”现象。古代既有许多官员著书立说，也有不少从无从政经历的学者，踏入政界便做中级甚至高级官员。但在当代，由于分工日益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有极少数天赋高且勤奋者才能跨界取得成就，因而可以说，“双肩挑”要求官员学者既做好行政，又做好科研，就必须要求他们超负荷工作，这其实是对他们的苛求和不人道。
第一，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即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寡头学术是学界最大毒瘤、第一公害。
相对而言，官员只掌握有限政治权力，他们若要腐败，还须用权力去交易。寡头学者的集权程度则远远超越政府官员，他们连行贿受贿的交易手段都用不着了（所以看起来没有腐败），大家一起瓜分优质学术资源就行了，剩点残羹冷炙去安慰普通学者。
但是，从法理上看，官学不分肯定是腐败，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分权原则。由于官员学者可以行使多种权力，使得他们的集权程度超越了政治权力的“三合一”（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成为“四合一”。他们既掌握学术界的立法权（即学术标准的制定者），也掌握行政权（即学术标准执行中的组织协调者，如设定各种项目、评奖并组织相应的评审会），也掌握司法权（即也行使学术权力，包括参与审查学术作品，鉴定其质量如定级、评奖），还是当事人（即还要以学者身份申请项目、奖项等，也就是“运动员”）。正如阿克顿（John Dalberg-Acton）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这必然导致寡头学术、权贵学术。所谓的学阀、学匪，指的就是这批人。
第四，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作为专家参与一切评审和鉴定。
但是，切不可认为，只要实现官学分离，学术环境就一定能优化。任何改革及任何理论、制度、措施都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不能包打天下。官学分离的功能是促进学术界的分权制衡，但即便分权后，学术界也会存在腐败，因为普通学者掌握学术资源后也可能腐败。
但是，要注意避免把学术腐败泛化。一个学者通过行贿谋取了一个科研项目，这是腐败行为，但并不意味着此后他对该项目经费的使用也是腐败行为，前者（谋取项目）与后者（使用经费）的合法性互不决定。前者非法，后者可能合法；前者合法，后者也可能非法。
在学界，有一批人很特殊，他们兼有两种身份，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可称为“官员学者”或“寡头学者”。他们是学界腐败的主要群体，也是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主要败坏者。
人们对学界显性腐败深恶痛绝，但无论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对官学不分这种隐性腐败的认知还存在严重误区。学术腐败和学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显性腐败，而是隐性腐败，即“合法”腐败。之所以说它合法，是因为它一直是公开的，且合乎法律和制度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