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如郑教授所言，个人选择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社会体制也是人建立与维护的。民众与官员都应为建立上述合理体制而尽力。民众应该勇敢争取通过促进体制改良，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在不改良体制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去“说真话”、尽责任。官员也应顺应历史潮流，推动而非阻碍体制改良，约束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一边对民众挥舞大棒，一边要求民众勇敢“说真话”、尽责任。
因此，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体制改革，扩大民众权利，限制官员权力，使各方都能够既有动机，又有能力承担自己的份内职责与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郑教授所说的“每个人都要像个人的样子”，进而实现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
第四，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赞扬不应过度。郑教授在《经验》一文中，屡屡高度赞扬中国抗疫的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无与伦比，并提出中国经验值得其它国家借鉴。这与中国官方和一些自媒体的宣传如出一辙。然而，郑教授忽视了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的应对迟缓，甚至是对疫情信息的刻意掩盖与对“吹哨”医生的打压，都反映出了中国现行体制的问题；忽视了抗疫体制后期（控疫）的有效，只是解决其前期（防疫）失灵导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民众与官员的责任担当出现问题，其原因又是相互关联的，那就是官员“权力”（公权）压制了民众“权利”（私权）。这里，应该承担过错的一方是官员，而不是民众。如果说民众有过错的话，那就是未能更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其次，两者的成因不同。普通民众的部分不当表现，譬如郑教授提到的多数民众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勇敢披露疫情，不是由于缺乏责任担当的动机，而是由于其言论自由的正当“权利”（私权），受到了官员“权力”（公权）的不正当打压。官员未能尽到披露疫情信息的职业责任，是由于其“权力”未能受到民众自由选举与自由言论“权利”的监督，因而缺乏责任担当的压力与动机。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核心问题，在于现行体制对民众权利限制过多、对官员权力限制过少，导致前者无能力、后者无压力担当自己的责任。
即使是只看疫情公开化以后的抗疫行动（控疫），尽管的确应该肯定中国举国体制的效果，也应该同时看到这一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管控措施过于刚性，不惜一切代价，经济社会成本巨大；医疗救援物资分配体制不畅，迟迟不能到达救护一线；武汉封城的保障体制不完善，造成当地民众、外地滞留者、本地外流人员的诸多人道灾难；基层管控随意惩罚民众，侵犯基本人权等等。
首先，两者的性质不同。郑教授提到的普通民众的诸多不当表现，无论其批评本身是否有道理，都只能算是民众没有尽到社会责任、道德责任。而政府官员的诸多不当表现，则是没有尽到其职业责任、法律责任，属于失职甚至渎职。至于郑教授提到的兼具学者身份的疾控部门官员，忙于发论文，而不尽疫情防控之责（姑且不讨论这是否属实），也属于官员的职业与法律责任。
第三，不应以批评个人利己动机而遮掩体制存在的问题。郑教授在《国家》一文中提出，中国个人（包括民众与官员）的诸多不良表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过于利己，只有自己的角色观与利益观，而缺乏社会的角色观与利益观。这一点，其实与他上面所批评的缺乏责任担当是类似的。
然而，应该看到：所有的社会个体都是首先“利己”的，这个本身不应过度批评；好的社会体制，就是要保障或利用个体的“利己”动机，并将其转化为群体合理性，至少会减少其对群体利益即他人利益的损害；差的体制则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起相反的效果。一味指责“利己”动机，而不深入反思体制问题，既有陷入“道德绑架”的嫌疑，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例如，郑教授批评疫情中商人（民众）基于私利心，乘机发财。这种批评有失偏颇。如果商人发财是依靠扩大防疫物资的生产（如口罩生产商），扩大防疫物资与其它日用品的运输（如运输公司、快递公司），那就是合理合法、值得鼓励的。即使是依靠一些紧俏物资的部分涨价发财，也有合理调节需求的功能，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作了分析。如果是大幅涨价或囤积居奇，也应该依靠强化政府监管体制与执法来解决，而不是批评或指望他们自我约束其利己动机。
郑教授在《国家》与《个人》两文中，对普通公民与政府官员的不当表现没有任何区分，笼统认为他们缺乏责任担当。这不能说是错误，但不够深入，因为两者不当表现的性质与成因是不同的，理应加以区分：
最后，笔者想结合郑教授的评论，但又不拘泥于其评论自身，谈谈如何正确认识民众、官员与体制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中国现行体制（包括但不限于防疫、抗疫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民众的权利限制过多，对官员的权力限制过少，导致民众往往有动机，但没有能力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官员有能力，却缺乏压力与动机去承担自己本分的工作职责，更不用说社会责任了。
再如，郑教授在《国家》一文中，批评抗疫中只有政府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有效参与。这种对民众的指责不够公正。此次抗疫中，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海外华人华侨与留学生筹措了大量的防控物资，国内众多企业家、艺人、普通民众都进行了大量爱心捐赠，部分还参与物资运送与分配，就连外卖小哥也组织起来帮助解决医生回家问题，怎么能说是政府孤军奋战呢？而郑教授提到的宗教组织参与不够，与近年来宗教组织受到打压有关，并不是其自身问题。
在这三篇评论中，郑教授在高度肯定中国抗疫的举国体制的同时，严厉批评了抗疫中的诸多个人不良表现，包括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的行为，认为他们利己动机太强，缺乏个人的责任担当。
第二，应该区分民众与官员不良表现的性质与成因。
（作者是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同时，尽管中国抗疫体制效果不错，也应看到它的不可复制性：西方民主体制下，不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基本人权去达到某一单一目标。同时，境外也有很多没有借鉴中国经验、但效果很好的抗疫模式，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等。德国、英国等的抗疫体制都不同于中国，综合效果还在检验之中。郑教授处处推崇、大力推荐的权力集中模式，不见得就是抗疫最佳模式，更不用说推广到其它方面了。
再如，郑教授批评中国官员丧失了“初心”（服务大众），没有了是非观。这实际上也是批评他们私利心太重。然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隐瞒疫情会坑害百姓、不知道贪污受贿与以权谋私是错误与违法的吗？正常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他们作为精英岂能不知？只是体制的缺陷即选举与监督机制的弱化，导致了他们知错犯错、知法犯法，放任私心而忘却“初心”(假设其“初心”真是为公)。批评其私心无法解决问题。
第一，对普通民众的批评不应过于苛刻。例如，郑教授在《个人》一文中，批评民众在社交平台上的“喧嚣与亢奋”充满指责而缺乏反思，不能带来任何社会变化。然而，疫情以来几次大的舆情事件，包括民众对李文亮之死与调查结果、歌功颂德的《大国战役》的出版、武汉领导人的感恩要求的如潮批评，以及对“发哨人”艾芬医生事件报道的全网接力，都充满社会反思、富有启蒙意义；有的已经带来、有的会在未来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
著名时事评论家郑永年教授近期发表关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多篇评论，包括2月4日与3月3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以下简称《国家》）与《个人意志、责任担当与群体抗疫》（以下简称《个人》），以及3月17日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防控经验值得借鉴》（以下简称《经验》）。
笔者认为，郑教授的批评，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几个不足：一是对普通民众的批评过于苛刻；二是没有区分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不良表现的不同性质与成因，特别是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民众权利与官员权力的关系；三是过于从民众与官员的动机分析问题，而忽视了其体制根源；四是过度赞扬了中国现行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