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学到些什么，那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复返，继续以疫情前的思维来看待我们社会里的种种不平等问题。因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凸显的疙与茧，给我们上了不少宝贵的课。

最后，我们在死亡的当下，必须选择加强我国的生命及死亡教育，更好地为我们的晚年做好准备，为我们未来的离去画上美丽的句号。秉着道爱、道歉、道谢和道别的观念，我们应当鼓励国人更好地规划怎么和家人一起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我们应该互相鼓励，并教育彼此如何把持久授权书做好，把预先医疗指示签好，把预先护理计划和后事安排妥当。

我们要把所有的感激和感慨，从形式中和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以长远并且实际的政策和思维，来改善新加坡社会所隐藏的问题，这将是每个关心新加坡的人必当要思考的事。这也是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也是烫手山芋。

（作者在海运咨询风险评估公司担任企业调查员）

新思维、新抉择所需的并不只是适当的政治不正确，更须要每个国人了解其中抉择的利与弊，以及每个抉择所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也要认真地思考这些抉择，在财政上所须要做的支出与调动。

其二，我们在怜悯的当下，也必须在客工课题上做出大刀阔斧的变革，建立一套更完善，覆盖衣食住行的制度。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辜负了背井离乡来新加坡打拼的客工。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正广大民众对于客工的种种偏见与歧视，更好地把这些有功的劳工，融入我们的整体社会里。雇主也应该重新定义这些劳工为资产，更好地改善他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抉择。我们在感谢的当下，必须拟定对第一线医护人员和从事必要服务劳工（例如清洁工人、送餐人员、巴士师傅等）的长期慰劳决策，以更好的报酬和福利，来认可他们在这次疫情中，为新加坡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和牺牲。我们也必须更深入探讨如何让新加坡的弱势群体，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对新加坡这片土地能有更多的归属感。现在便是时候商讨一套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让所有国人获得足够自由体面的生活，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基本需求。

首先可以做的便是阻断现有以货车载运客工的习惯，改换巴士为他们的代步工具。客工是埋头工作的工人，不是荧幕上的数字，也不是没有皮肉之躯的货物。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加强改善客工宿舍的基本条件，并且提升现有监督雇主的法律条例，减少这几十年来不断发生客工被雇主欺负和剥削的个案。

即使病毒阻断措施再延长，唯有跳出我们在思维上的舒适圈，以更多的同理心，思考种种因疫情而暴露的社会问题，我们才能唾弃以薄利为本的经济模式和思维，新加坡也才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我们下一代都能引以为傲，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态。

原本实施至5月4日结束的病毒阻断措施，政府宣布延长多四个星期至6月1日。六一后的新加坡，我们必须做出怎么样的抉择呢？我们在六一后所做出的抉择，将很有可能改变新加坡的现状，并为未来新加坡的发展，奠定一套新思维与价值观。

以上三点并不详尽，而是讨论建立一份新社会契约的开端。六一后的新加坡将是一场思路与价值观的社会转捩点，也是改变这一个世代和下一世代的机会。在危难后，必有机会。我们要如何把握机会，就得看我们每位关心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群体的国人了。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新加坡的社保制度，本质上基于“按穷分配”的原则来实行，人们往往须要通过证明自己有需要来获得资助。以要求一个人证明自己穷是不人道的，所谓精准扶贫也在体制上要求精准识别。为做到精准识别，弱势群体纷纷被要求公开自己的财产与收入，难道弱势群体也没有起码的隐私权吗？所以开启全民基本收入，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与探索。

六一后的新加坡，并不单单只是病毒阻断措施的可能结束，国民慢慢恢复以往的生活，而是一种新常态的开始。如果我们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好好思考及反省，今年的六一后其实将是新加坡历史上的新篇章。它其实具有划时代更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