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老矛盾与摩擦的产生，固然同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相关，但从现实角度来看，依然是一个已经强大的美国，如何正确认识、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并与之和平共处的问题。显然，在美国不同总统任内，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策略。尽管如此，中美关系的底线仍是清晰、可循的，即在合作或至少避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展开竞争。

对共和党人来说，借“起诉中国”强化特朗普的执政地位，或许是党内的一种政治共识；而带头出来“起诉”的“70后”密苏里州共和党籍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密特，恐怕也在虎视眈眈联邦总检察长的宝座。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或结构性的矛盾包括涉台涉藏问题、人权、新疆维族问题、贸易失衡、国防发展不透明等，不仅完全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近十年多来，还添加了许多所谓“新常态分歧”。其中，又以南中国海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战、网络战、5G技术安全、涉港问题（主要指去年香港暴乱后）等最为突出。

但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已经随特朗普上台被扭曲、背离了。特朗普及“特朗普主义”追随者的执政理念，是以美国为中心，而不是“多极政治、多边合作”，更不是顺应全球化。因此，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已经不太可能保持“竞争中合作”，反而逐渐演变成“竞争中互斗”了。

毫无疑问，近期的疫情让本来就已敏感复杂的中美关系，更加逼近发生正面冲突的“至暗”边缘。特朗普及其主要官员，在不同场合频繁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试图控制世卫组织”“中国利用疫情扩展其影响力”等等。总之，疫情已让美国境内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和部分保守媒体极度兴奋，以为“集体清算”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积极部署后疫情时代的对华“总攻”计划。

最后是布局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架构。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疫情已给世界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已经无法回复到疫情前的老样子了。各种危机有些已经到来，有些则如约而至。例如，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石油期货价格曾一度历史性跌入“负值区位”，更多的“破碎国家”面临政治动荡甚至遭遇解体，而世界粮食危机恐怕难以避免。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制，将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停止资助世卫组织，或只是美国试图重塑国际多边架构的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结构大调整迟早到来，全球化进程面临终极挑战。

仅这点来说，美国看中国的方式，已不可能只顾及表面，而是认真思考如何应付眼前的对手——一个可以改变世界规则、具有相当实力的对手。未来，“排华、反华”会是美国对华政策主轴。

在后疫情时代，美国最担心的不是欧洲盟友的若即若离，也不是中东盟友的同床异梦，更不是俄罗斯的战略武器威胁，而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和行动力。中国在疫情中展现的互助合作精神，加上具体的支持行动，让美国政治圈深感忧虑。因为中国的行动，已不再是宣传口号，而是“道德与行动”的结合，是国家实力与影响力的具体展现。

其次是推送“在华美资企业应撤离中国”消息，鼓励美资企业与华“脱钩”。4月初，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公开表示，如果美资公司撤离中国，所有费用可以由政府“百分百支付”。库德洛的这番话绝非是空穴来风。回顾自去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特朗普也曾不止一次在他的推特上，呼吁在华美资企业“应该回迁美国”。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借口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证明没有，但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1986年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当时苏联企图隐瞒，但随后却成为西方瓦解苏联的前哨战。历史有时似曾相识，但更多是重蹈覆辙。

作为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显然非常清楚应该在何时“细化”特朗普的提议，让概念性提议变得更具吸引力和可操作。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美资撤离中国”与“司法起诉中国”是前后脚出台亮相的，于是乎，一旦让中国政府“赔偿”落空，是否进而得以“没收中资在美财产”作为抵押呢？如果真如此，届时中国政府已经无法扣押在华美资资产予以反制了。

首先是“司法诉讼中国”对疫情蔓延负有主要责任，要求中国赔偿损失。4月下旬，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籍议员联合提出法律提案，鼓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个人起诉中国，要求赔偿。尽管提案还未来得及在美国国会排上议程，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就急不可待地先后起诉中国。

中国似乎正面对着类似的挑战。应该看到，中美关系已无法再回到“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差也差不到哪儿去”的年代。面对后疫情时代美国与西方对华主动出击，如果中国真理在握，那也就只能在正面回击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外交平衡点了。

显然，“起诉”不可能“胜诉”，但它更像是一出对华“政治宣言”的法律闹剧，显然有助于激活美国国内各种反华势力，有助于那些因国内疫情而丧失工作的美国民众，找到一个可以谴责和发泄不满的对象，也有助于今年特朗普竞选连任得到更多支持。

疫情当下，近期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日益升级，不仅对中美关系长期发展构成风险，而且，两国可能发生的正面冲突危险也在快速增加。显然，在后疫情时代，由中美双边关系各领域中积累的新旧矛盾和分歧，所导致的互不信任量变、到相互敌对的质变过程，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