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违反法律与规范的行为，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批评。大量网民进入缅甸警务部门的社交网站留言批评，但相关警方单位除了删除直播视频外，至今未作出任何表态。受害人家属随即决定向法院控告三名涉事警方领导，并向总统府写信请愿。
双重标准下的裂痕
这四个案例，除第四个有争议外，其余三案可说合情合理，有法可依。虽然缅甸国务资政翁山淑芝曾在社交媒体上隐晦地表示，现在是应该团结一致抗疫的时期，而不是去破坏团结。
6月2日，在缅甸中部密铁拉市，一名医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辱骂了佛教僧侣，被判处一年零九个月的徒刑。起因是，教育部在高中教材内增加了性教育内容，引起一些僧侣的反对。这名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时，使用了偏激的言语，对整个佛教社会进行了攻击。
除仰光政府在疫情的表现受到批评之外，另一个有关社会正义的事件，则是已持续一段时间的“维多利亚”案。2019年5月，内比都市一私营幼儿园有一名女童受到性侵犯，社会对内比都市警方的调查行为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各地出现游行示威，要求公布真相。2019年12月，内比都警方在记者会上将一直以来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而以“维多利亚”作为代号的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信息尽数公布。
5月24日，漂敏登率领大批官员，在仰光与某佛塔管委会进行了佛塔全面修缮的会议，并与众官员参与了一场关于“圣僧下水”的传统宗教活动。这事件立即引起了社会与媒体的强烈批评，称其作为政府官员却违反了中央的政令。
然而，一些观察家后来发现了舆论的双重标准。例如曾有一幅漫画描述了当时的舆论环境。在一个两格漫画中，第一格里，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条穿着军装的狗，观画的民盟成员与画家一起欢快大笑；在第二格里，当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条穿着民盟标志服装的狗时，观看的民盟成员则给了画家一棒。作者将这幅漫画命名为“这就是民主”。
（作者是缅甸华人、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后）
缅甸自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推进自由化和民主化。曾经被军政府严格管控的言论空间，在登盛政府时期开始放开。而以面簿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则将言论空间拓展得更快、更大、更广。
作为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在“只区分颜色，不分辨对错”的民粹与民族主义浪潮下，双重标准在不断撕裂人类社会，使国与国、政府与社会，不同民族宗教社群之前的裂痕日益扩大，并加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这在将民族和解作为最高政治任务的缅甸，影响更是深远。
然而，漂敏登的说词，即便是许多教徒也难以接受。对此，民盟党中央表示，漂敏登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并对其进行了口头批评。总统府也要求其对此作出书面报告。这一次，翁山淑芝则未发表意见。随后有两市的市民试图控告漂敏登的违法行为，但都被法院拒绝立案。
当然，5月20日，德依达林省原首长杜勒勒莫因为三项贪污罪，而被法院判处30年徒刑。民盟政府在这起案件的公正态度，与军政府和巩固与发展党政府时代相比，也是一次明显的“双重标准”。
5月7日，曼德勒市14名穆斯林违反禁令，在家中聚集进行宗教活动，其中12人被法院判处三个月监禁，另两人因为是未成年人，移交儿童法院另外审理。
仰光省的双重标准
6月3日，缅甸仰光地方法院拒绝了在押加拿大籍克伦族基督教传道士的假释申请。这名传道士在冠病疫情期间违反禁令，在仰光进行宗教活动，导致近50人感染冠病。根据面对《自然灾害防护法》第25条，如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三年的徒刑。
直到5月30日，总统府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才表示,对三名涉事警方领导进行了“停止职务升迁”的处罚；但既未指名具体对谁进行了处罚，也未说明处罚的具体内容，如停止职务升迁的时限。在不知具体处罚内容的情况下，社会对该处罚的力度并不满意。
然而，与这四起案件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仰光省首长漂敏登曾两次违反人群聚集的禁令，而未受到任何惩罚。4月10日，漂敏登带领大批官员，亲手向底层民众递送疫情补助，造成人群拥挤，而受到广泛批评。翁山淑芝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人（包括省长在内）是对冠病免疫的，希望所有人都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
这个现象一直延续至民盟上台的今日，且不断扩大范围。例如，曾被《时代》杂志誉为“恐怖分子”的僧侣维拉督，长期多次公开辱骂联合国代表和不同宗教，并宣扬暴恐刺杀行为时，不仅不受到法律制裁，相反批评该僧侣的媒体人则被控告和拘留。尽管最终那名僧侣的言论威胁到民盟政府权威，而被法院下令逮捕，但有趣的是，内政部至今“未能抓获”该僧侣。
漂敏登于26日在其社交媒体上发表音频辩称，自己与仰光省政府是遵守中央政令的，但该佛塔的全面修缮于2018年就已决定，在疫情间修缮正好可以避免人群到佛塔聚集，自己也没有违反禁令进行宗教聚集活动，只是按照佛教传统进行了宗教仪式。
在更早之前的4月3日，在缅甸北部克钦邦密支那市，三名业余画家在墙上进行了有关宣传冠病防疫的涂鸦。然而，因为画中的冠病“死神”的着装类似于僧服，被佛教团体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影射，最后被法院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