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如此，如今民主社会还是如此。政治变革、公民运动，是须要有方向、底线、参与者的团结性的，是需要一定公民素养才能在参与中起到正向作用的。而变革和运动中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也是需要拥有更深广知识的杰出人士才能驾驭的。
笔者对廖女士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但对另外的部分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笔者决定撰写本文，阐述我个人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以供廖女士及读者参考。
只有良性运转的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才能让人民对民主机制有信心，民主才能长存；反之，如果将一切“下放”给民众自主决定，会导致民粹泛滥，民主机制遭到破坏，民权虚置民生悲苦，人民会对民主体制丧失信心。这时，精于权谋和驭民之术的政治强人乘虚而入，才真的会导致威权主义的复归。
廖文将群议社为代表的“信念伦理”派，即主张要启发民智欠缺的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选民要聪明起来”），由意见领袖等人物启蒙和引领，将公民社会作为“保姆”的角色，并“规训”人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称为“威权主义”并大加批判。我认为这是极为不恰当的。
有些政治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也使得大多数人民无法以其有限的知识和公民素养，进行合理的判断和作为。例如税的征收和使用，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不同阶层、行业、区域各自不同的利益；又如气候变化议题，有较强的专业性，存在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有关于涉及种族和宗教的问题，更是须要兼顾各方，不能为局部利益牺牲其他局部和整体的利益与和谐。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撰稿人
试想，如果没有“主权在民”“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思想的确立和各方的共同认可，而是任由群氓自发产生的自利、短视、狭隘主导变革，英法等国可能实现由专制走向民主吗？美国会有如今立法、行政、司法三方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吗？甚至，在民粹导致的分散和混乱下，变革一开始就不可能启动或容易误入歧途。
首先说我赞同的一面。廖文中点明了人民和人性是复杂多元的这一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继而强调政治和舆论多元性的重要，更是有意义的。就马来西亚来说，国家有三大族群、多种宗教信仰、从左到右诸多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无数的集体和个人差异化的利益需求。每个群体和个人的正当利益都值得尊重，承认人民及社会的多元、捍卫政治和舆论的多元，显然是必要且必须的。
国际政治研究者，作家
民主政治的要义，即在于人民有自主权，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有表达和参与的权利。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即简短而深刻地阐释了民主的本质。廖文对于人民自主自立自愿的强调，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笔者对于廖文中另一些观点，是不能苟同的，也是我想在本文中重点阐述的。
因此，如专家学者、意见领袖、社运骨干等“政治专业分子”的“顶层设计”，对民众的循循善诱、合理引导，以及对民众反智、排他、短视等倾向的矫正，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不是“威权主义”，还是民主长存不可或缺的前提。
廖女士在文末提到，要站在人民身边，了解人民的局限和能动性，而不是高高在上地下指导棋，我是很赞同的。但是，作为学者、意见领袖、社运骨干等，要勇于做人民的启蒙者和引导者，立足人民的同时又要超越一般民众，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为深刻的思想引领社会的进步，促进民主政治的永续发展，实现公民社会的长治久安。
由于种种原因，或出于知识局限，或因为道德和价值观差异，或客观环境影响，许多民众没有做到守住底线。这自然须要有人去教育、规训，维护文明的秩序。
无论是社会改良还是政治革命，又无论是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还是暴烈的武装斗争，从古到今的政治变革和民权运动史上，都少不了普遍性的思想启蒙、杰出人物的引领、共同价值观的规训和动员，以及必要的思想纪律和行动纪律规范。
《联合早报·言论》9月5日刊登马来西亚媒体评论人廖珮雯女士的文章《马国公民社会对人民的想象》。文章对于如何对待人民、公共论坛的作用、进步力量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阐述了其个人的意见。
廖文进一步认为，人民、人性是“复数”的，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认知差异，因此应提供多元化的论述空间，允许不同观点论述的相互竞争，贴近人民、相信人民，这样才是自由主义的选择而非威权主义的路径。
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健康的民主国家，民众是须要恪守一些政治底线的。例如如今被许多人鄙夷的“政治正确”，如坚持普世价值、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与偏见、扶助弱势群体、不允许粉饰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和人权悲剧等，正是维护一个文明社会存续所必要的。
这些如果交给人民自行讨论和解决，却不加以启蒙和引导，必然会出现拆东墙补西墙、只顾眼前不看长远、自私自利而不照顾他人利益和感情的局面，让国家陷入危机，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族群冲突，阴谋论大行其道，社会动荡不安。当各种问题没有了共识和以理服人的渠道，最终社会就会变成比拳头和阴谋诡计的丛林。
以笔者个人意见，廖文的观点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更有须要商榷的另一面。
而且，廖文多次提及的“威权主义”，只有掌握权力的政权及有充分实力的政治野心家才能做到。如群议社及类似的公民社会团体乃至个人，是不可能仅凭理论就建立“威权主义”的。何况如前所述，我认为他们的观点并非“威权主义”式的。他们对人民的批判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出发点是善意的，影响上也是积极的。这种批判可以促进人民的自我反思，继而提升政治参与的能力与责任意识。
同理，公共舆论场域也需要起码的秩序与底线，不能容忍谣言、歪曲和变造事实、冒犯与挑衅式言论横行。如今国际上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等满嘴谎言的政治人物上台执政，互联网缺乏法治、公共舆论失范是重要原因之一。廖文既主张公共论坛的自由竞争，又要各方理性辩论，其实是不可兼得的。
没有伏尔泰、卢梭等人倾尽心力的思想启蒙，法国大革命不可能在人民未觉醒情况下平地而起，更不会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正确方向。即便发生“官逼民反”的事件，也不过是如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那般，只是一种盲目的、以新皇帝取代旧皇帝的政治轮回罢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美英民主政治的构建及如宪章运动等社会运动。
在廖女士的文章（以下简称“廖文”）中，对比了马来西亚评论界中两个派别在政治伦理取向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出的对人民想象的不同。廖文认为，以群议社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人民民智未开、须被教化和启发、须被进步的力量带领参与民主训练，是一种“威权主义”观念，不可取；同时，认为以黄进发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即承认人性具有黑暗面、有自利性，且人民是具备判断能力的聪明人，并强调人民在公共论坛，讨论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承认社会多元与分歧，是合乎现实的、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