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美对抗视为纯粹地缘政治冲突的论者，主要从国际权力和势力范围竞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是相关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和外交层面的影响力，在地理空间的扩张或收缩。长期以来，美国与拉美地区的特殊关系、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特殊关系，甚至欧盟与北非国家的特殊关系，都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经典案例。
中美文明冲突论则脱胎于19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等。
虽然中美关系持续对抗的基本态势已经明确，但关于中美对抗的本质是什么，尚在争论之中。目前来看，有人认为是纯粹的地缘政治冲突，也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冲突，还有人认为是文明冲突。
资本主义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立国之本”，被认为是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甚至连社会主义的变种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可这一点。此外，双方在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政治价值观的主观理解与实践形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这一波中美对抗并非突如其来，而是酝酿于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于总统特朗普上任一年后的2018年全面展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它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和经济格局，确实有越来越大的塑造能力，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舆论更多地称之为“战略”），对中亚、中东、非洲，甚至欧洲和拉美地区，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作者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影响力广泛渗透世界各地。中国对某个国家或区域的影响力的相对上升，就意味着美国对那个国家或区域的影响力的相对下降。这是一种你得我失、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很难出现双赢结果。因此，把中美对抗视为地缘政治冲突，确实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奠基于其指导性意识形态，是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由此可见，当前的中美对抗是全方位的，既涉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涉及文化或文明差异；既在外交、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展开，也在经济、社会等“低政治”领域铺陈。
按照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理论的解释，以及他基于该理论对中美关系的预测，当前的中美对抗似乎也属于他所定义的文明冲突范畴，即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但当前的中美对抗又不局限于他所定义的文明冲突。
中方常常诟病美国政治是“金钱政治”，而美方常常指责中国是“一党专政”。抛开这些称谓后面的感情色彩不论，它们确实反映了中美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差异与相互排斥。
正如前文所述，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冲突都是当前中美对抗的明显特征。这一波中美对抗发轫于中美经贸冲突，最近时期的中美科技脱钩态势，在本质上也属于经贸范畴，因此当前的中美对抗也带有明显的经济属性。这就超出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
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媒体作为“第四权”也对政治权力具有某种制衡作用。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竞争上岗”轮流执政。
把中美对抗视为意识形态冲突的论者，主要着眼于两国各自主导性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的根本差异与冲突。例如，无论是中国宪法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章，都规定马列主义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而马列主义以最终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令人疑惑的是，亨廷顿把意识形态排除在文明或文化的内涵之外，但按照当代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基本制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器物用具是文化的外部载体。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定义更是包罗万象。
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发布“中国小组”最终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涉及中国的诸多议题上，如疫情、人权、知识产权、假新闻、军事扩张、霸凌他国、香港问题、台湾安全、不公平贸易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财富转移等方面，都展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对“中共政权提出强烈谴责”，并呼吁美国政府大力加强军力建设，以应对中国的军力提升。照此态势发展下去，中美全面对抗已经无法避免。
如果把亨廷顿对文化或文明的定义进行“扩容”，纳入意识形态、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内容，那么用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中美对抗的本质，就基本契合了。
上述众议院的“中国小组”报告，更像是众议院对两年多来中美对抗的一个系统性总结。众议院相当于美国的下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由美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而是最能代表美国民意，也最有能力塑造美国民意的政治机构。这份涉华报告由众议院发布，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