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欧盟将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欧盟与中国继续保持接触关系的逻辑，与美国的不确定性有关。这些不确定性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与美国的地区参与的可持续性有关。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减，欧盟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承诺感到担忧，须要寻求战略自主。第二，与中美关系不确定有关。在中美大国博弈中“选边站”或者实施“追随战略”，都可能降低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杠杆作用，同时降低自我在国际社会行动的自主权和发言权。

（作者是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上海决策咨询基地研究员）

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关系：中苏关系的改善，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而发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苏联的权利和义务，中苏关系的改善也延续到中俄关系。此后，基于国内外环境的需要以及官方层次的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向好发展。为缓解中国周边战略压力，和发展国内经济奠定了扎实基础，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2017年6月18日，印度与中国发生洞朗对峙事件，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中印关系陷20年最低谷。2020年6月15日晚，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军违背承诺，再次越过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这是双方自1962年以来所爆发的最严重边境冲突。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日益缩小，加之美国认为中国改变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奉行更加积极的“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在经历了克林顿政府“接触与扩展”、小布什政府“接触与防范”、奥巴马政府“接触与规制”后，最终发展为特朗普政府“竞争性接触与遏制”战略。

中国与美国战略抵触的急剧恶化，以及其他大国出于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战略调试和对冲行为，可能将重塑国际秩序和格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未来将继续以“竞争性接触与遏制”方式进行，而欧、俄、印、日等大国，将会利用国际权力调整之际，积极寻求战略自主，谋取国家自身的地位和权势。在这一态势下，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对华战略压力将减小，但周边、亚洲甚至国际压力将大大增加。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积极调整思路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

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总是由大国定义并主导的，中美之间实力的相对缩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产生分歧。即使中国的崛起以和平方式进行，美国对华竞争甚至遏制态势依然不以意志为转移。在这一情势下，不同大国对华关系和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微妙转变。

中国与美国的大国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和民主的诱导，将中国拉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逐渐演变。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对这一接触战略效果越来越焦虑。

中国与印度的大国关系：美国一提出“印太战略”，将其重心由亚太转移至印太地区，印度便认为印度世纪开始到来。加之，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印度试图利用美国对华的战略压力，增加对华战略优势。在军事方面，印度冒着武装冲突升级的风险，挑起与中国边境冲突，先后爆发“洞朗对峙”和“加勒万河谷冲突”等危机，造成双方人员重大伤亡。

随着美国将战略目标由俄罗斯转向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压力缓解，就导致俄罗斯对“中俄抱团意愿”进一步降低。同时，俄罗斯会产生利用中美或者中印分歧，进一步扩大自身战略影响力的想法。总之，必须清楚看到，中俄关系虽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俄罗斯明显表现出对华战略对冲意识。

目前，中印双方围绕“加勒万河谷冲突”已经进行了数轮军事谈判，致力于缓解紧张局势。第五轮军事会谈也已经结束。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军方在第五轮中印军事会谈中，明确向中国表示“不会在印度领土完整问题上妥协”，要求中国尽快从盘公措和拉达克东部其他几个摩擦点撤军。可以看出，印度丝毫没有自我退让以及保持和平的打算。

不过，随着美国对地区事务和秩序参与意愿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对所谓中国“修正主义”的担心，日本对华政策逐渐由“软对冲的合作性参与”向“硬对冲的竞争性参与”转变。在日本看来，虽然日本“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以确保自身的经济增长”的这一事实无可避免，但是最近态势表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以防止潜在的冲突”这一理念似乎有点过时。

在经济上，印度修改法案禁止中国直接及其所谓的通过新加坡、香港间接流入的外国投资，严格审查中国的清关货物，并在智能手机、电信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327种从中国进口的“敏感商品”上，寻找替代来源国或在印度本土生产。

但是，对于中俄关系不能盲目相信，必须充分明白，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一般是基于利益的融合与促进而形成的非永久性的互利关系。中俄关系不断走向新台阶，并在诸多国际议程上互相提供政治支持，属于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但是，中俄关系的靠近，是以附带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和经济制裁，而产生传递效应为代价的。

随着美国将战略目标由俄罗斯转向中国，俄罗斯的战略压力缓解，这就导致俄罗斯对“中俄抱团意愿”进一步降低。同时，俄罗斯会产生利用中美或者中印分歧，进一步扩大自身战略影响力的想法。

中国与日本的大国关系：自1972年建交以来，最初构筑中日关系的国际和国内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自1990年代以来，东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停滞。因此，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是相互竞争的地区秩序。在特朗普狭隘的“美国优先”政策下，联盟管理和中美对冲考验日本的政策选择。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迫使安倍政府重新考虑日本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在人权、领土、海洋等各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心态，于是在新疆、西藏、台湾、南中国海、东海等各领域，全方位实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战略。尤其是最近以来，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对华发表被西方媒体称为“新铁幕演讲”的政策演讲，更是证明了美国开始放弃对华“接触战略”，完全转为对华“遏制战略”。

相反地，日本认为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增加，实际上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政治工具，用以限制日本的政策选择。沿着这一路径，日本不断在领土与海洋安全方面挑战中国的底线。日本频频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上做手脚，先是上演了“钓鱼岛国有化”，然后通过将钓鱼岛地址的名字从“登野城”改为“登野尖城尖阁”的议案，试图造成钓鱼岛归于日本的既成事实。

安倍政府采取一种相对合作的方式——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保留态度。换言之，尽管日本的安全战略以与美国结盟为基础，但它不排除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追求经济利益，日本对华政策具有竞争性和合作性的“二元性”特点。

在文化方面，印度决定审查与该国院校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并拟进一步限制中国人在印度的活动，赴印中国商人、学者、行业专家及权益人士的签证或将面临额外的“安全审查”。

2019年3月，在中欧峰会召开前夕，欧盟委员会发表《中欧关系的战略前景》报告，把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是，欧盟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欧盟寻求更多的地缘政治主权，新任欧洲领导人更加愿意在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上，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保护其重要的商业利益。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所领导的欧盟，热衷于履行欧盟的全球角色。

中国与欧盟的大国关系：虽然欧盟对华政策和战略没有亦步亦趋跟随美国，但是欧盟对华政策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迹象。对于中欧关系而言，2019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其标志是欧盟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