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种社会契约并不排斥社会主义。相反，要实现在人均GDP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赶超它们的目标，社会主义是应有之义。但这是广义得多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同中国的制度优势相结合，营造共富的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进步探路的新事业，而不是回归20世纪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广义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有强大的同盟者和广泛的同情者，正处在上升期。
健康成长的公民社会
对中共来说，打造这种新社会契约有几个难点要克服。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和复杂的利益格局，并且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要求全民都用马克思主义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过是自欺欺人。出于组织和权力运作的原因，在中共党内维持意识形态正统无可厚非，但即便如此也须要加大力度于理论创新方能跟上时代。而在社会上，则必须在宽松得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契约。
这两次包容的惨败，都是因为与统治意识形态不兼容。改革开放是个成就非凡的包容时期，但近年来意识形态向正统的回归，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这就要看中共能否成功实现“双轨制”：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局限在党内，在全社会则采用包容性的社会契约。
一厢情愿的“为人民服务”副作用明显。中国媒体曾报道，抗洪救灾中，一些地方的灾民耍起大爷，一切活儿都推给干部、党员和解放军，自己要么打牌喝酒、袖手旁观，要么要求高报酬方肯上堤坝出工。现有体制下官员对百姓要么作威作福，要么做牛做马，都不是正常、理性的契约关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调整意识形态
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正经受两个张力：左右之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前者双边都去教条化后自然会化解，而后者则须要从马克思主义正统向中华文化传统过渡。
在正的方面，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国家则以资本的社会价值为政策导向，使资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最大化。利润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二者之间，并不像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那样能划等号。资本的社会价值体现在创新、创造、创业、就业、纳税、研发支出、专利申报等上面；资本家的社会价值则体现在公益、慈善、参政议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
当然，在利益格局复杂的条件下，全社会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但要寻找最大公约数。比如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根本用不着刻意宣传，稍有文化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实行起来充满了矛盾冲突，但至少为寻找共识奠定了基础。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中共也许不得不强行规定社会契约的某些内容，但价值观基础一定要宽。
在反的方面，许多资本主义通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会受到限制，如拼比身家总值，富豪榜排名，豪宅别墅，出场、出演费等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带坏社会风气，例如公开穷奢极欲，攀比黄金马桶、浴缸。
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两者都试图向党外人士伸出包容的橄榄枝。结果呢？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迫害致死；1957年的反右中，大批知识精英（包括前总理朱镕基）被划成右派、剥夺人权、下放牛棚劳改。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元气大伤，不得不改革开放。
马克思断言共产主义社会是驾驭生产力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并据此得出阶级和国家消亡的结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质就是公民社会，也可以说搞社会主义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反公民社会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有市场就会有资本，有资本就会有资本家。资本可以是私有，也可以是公有，但市场运作逻辑是一样的。企业家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生产力的中坚，是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应当明确。
理清资本的角色
崇尚阶级斗争，无论何种主义都不可能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打江山时，中共搞阶级斗争势如破竹，但对一个“坐江山”的执政党，斗争哲学有害无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客观条件完全变了：中共打江山时的国情是饿殍遍野，而今天的中国则是肥胖症泛滥。维持和谐的社会分工合作，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才是这个时代的重点。
当然，野蛮、贪婪、无底线的自由人相结合是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前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都企图造就一代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前苏联搞“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主义劳动竞赛”，毛时代是“学雷锋”“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效果都适得其反：苏共垮台后，摇身一变成为寡头巨富的前党政干部远比资本家凶狠贪婪；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内的腐败像瘟疫一般蔓延，钱权联姻催生了大小寡头。两者都有向黑社会过渡的倾向。
中国发展最快的阶段都是包容性强的时期；斗争激烈的年月都发生了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经济建设需要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性。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参与建设新中国，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向资本家喊话，称：“剥削越多功劳越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不容许残酷盘剥员工，把996的生活方式强加予他们，老板赚大钱时还美其名曰让员工实现自我价值。高管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别，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而不能看齐华尔街、好莱坞、硅谷。拜金、赌场资本主义、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等等，都与社会主义相悖。
“为人民服务”的底线是人民的自我成长成熟、有担当和责任感，而不是消极地被服务。这样，人民才能与政府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而不是一味挑剔抱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欲壑难填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相对兴旺年代而不是困难时期。官民关系须要契约精神而不是巨婴情结。
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近代“实业救国”的传统价值观，过去几十年被冲淡了不少，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奉献社会的积极性仍很高。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和各种荣誉等综合回馈，完全可以吸引大多数企业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即使他们赚钱少了些。
但近年来在红色正统的喧嚣下，老板急急如漏网之鱼，投资意愿萎靡，大批向外移民和转移资产。他们在社会主义中没有稳固的契约地位，也摸不清执政党想要他们或想对他们干啥。去年底马云被戏剧化地拿来祭旗，却没人能说清这个旗帜的确切含意。契约不明朗，就给了任何权势人物随机随意解释的自由，使老板惶惶如丧家之犬。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好人好事”被权力操纵，缺少植入健康公民社会的根基。优秀公民是社会实践中自然涌现的，而中共的选拔培养制度，一则有失公平，二则遗漏人才，三则为腐败和拉帮结派创造了机会，四则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有了法律保障的社会契约，各阶层、团体和个人就有了长期稳定的预期，可以长期规划，形成互惠互利的互动来促进国家发展。这样就可以避免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在国内吓跑企业家，在国外引发新冷战。剩下的只有在政府主导下、共识基础上的利益协调。对执政党而言，这是一本万利的治国方略，是通向“治大国如烹小鲜”境界之路。
中国的富豪（资本家和其他高净值、高收入的人群）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会极力避免美国99%同1%对峙的阶级斗争熊熊大火；也要避免日本那条从过劳社会走向低欲望社会的末路。中国要走以人民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富豪认识到这点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下，他们的角色和作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在正反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社会契约的必要性
要打造一个包容的社会契约，中共别无它选，只能从斗争哲学向“和为贵”的中华传统过渡。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和气生财，天人合一。它不但厌恶冲突，还涉嫌阶级调和、为统治阶级服务——而中共正是眼下的统治阶级。再搞什么“伟大的斗争”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