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2019冠状病毒疫情肆虐，马来西亚联邦当局颁布每两星期重续的行动管制令，实质上规定国民在绝大多数时候必须留在家里，实施至今已踏入第八个星期。在这段期间，大多数马国国民有许多空闲时间，跟进海内外的疫情进展消息，也逐渐理解疫情感染的严重性。他们对疫情的应对心理看来已出现微妙的变化，从起初的极为抗拒，演变为当下希望管制令更为彻底地进行（也就是根据抗疫需要而适量延长），而不是“中途而废”，以便冠病病毒的感染率弧线得以真正压平下来。
当然，在管制令期间，马国的经济生产也大幅度缓慢下来。在资讯科技发达的年代，居家办公理应是可以很大程度替代到办公室上班的选项，但如前所述，马国归根究底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完善的通讯设备在市区或市郊较为普遍。有许多人在市区工作，但所居住的乡区，尤其是东马，连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更遑论资讯通信基础设施了。因此，对于许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靠体力日薪过活的低收入者来说，管制令的实施意味着生意或“事业”的中断，也就是“手停口停”，难以有多余的钱发薪或养活家人。
这也是当初马国当局在启动行动管制令时，以每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方便明说，但又不言而喻。虽然抗疫是马国举国上下公私各界的头号任务，但现实是，当局必须在抗疫需要与经济发展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平衡，甚至是取舍。即便没有冠病疫情暴发，马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又是世界上其中一个主要的贸易体，经济发展近年来已深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严重打击，无论是生意人或打工一族，无不早已哀叹“一年差过一年”“钱不够用”多时。冠病疫情的冲击，再加上管制令的实施，更使得马国经济运作几近瘫痪。要不是多年来稳健的商业运营还留有一些底子，实有沦为社会经济一团糟的“失败国家”的可能性。
这“钱不够用”的问题，不仅波及私人界，政府当局也未能幸免。当今世界，包括马国政府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合法开支，必须维持在立法机构所通过的财政预算案的范围内。当然，政府也通过政联公司，实际上参与了国民经济的一大部分，必要时可以通过“发动”或训令这些政联公司来进行“预算外”的开支手法。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个限度，因为这些公司虽然“政联”，但还是得在市场机制里运作。如果开支过大而导致亏损，到头来还是要身为大股东或唯一股东的政府，动用公帑来补助以继续经营下去。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马国政府鉴于各领域须要维持一定程度的运作，推出数个所谓的经济刺激配套，实质上是津贴一些低收入群体和补助一些中小企业的薪金支出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支出项目，有的直接动用政府公帑，有的间接训令政联公司承担开销，有的毫不客气地把“出钱”的责任转嫁到私人界，使得私人界在详读这些配套项目时有喜有忧，甚至啼笑皆非。
无论如何，看来政府起码在直接财政支出方面已濒临预算的边缘，若还要花更多钱，则可能要召开国会来通过附加预算。在这一点上，马国的反对党领袖、希盟的安华摆出一副“国难当头、毋论党派”的政治姿态，公开宣布若政府召开国会会议来辩论附加预算案，希盟方面将“网开一面”，不会趁机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即便朝野达成共识，这种一味靠政府花钱来津贴或补助的做法，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政府的储备金无论如何丰厚，还是会耗尽的，在当下世界经济不景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
因此，联邦政府在上星期的最新一轮行动管制令周期开展数日后，就忽然宣布从本星期起，以所谓的“有条件行动管制令”取代之，实质上就是呼吁大多数大小企业尽快复工，以便让马国经济赶快火起来。然而，这项突如其来的重大决定，是在5月1日宣布的，说三天后的4日即可复工，又说要有“标准运作程序”作为复工的先决条件。这些“程序”到底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制定，抑或是私人企业自行决定，许多方面也还没搞清楚。
这项“有条件行管令”颁布后，马国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立时产生微妙的变化。根据马国宪法，除了东马沙巴与砂劳越两州基于当年《马来西亚协议》，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外，西马各州无论执政党是否与联邦政府同一阵营，基本上还是要高度配合以至服从联邦政府的各项政令。但过去数天，横跨东西马、不论政治阵营的许多州属，毅然决定维持原有的行动管制令，而不服从新的“有条件行管令”。它们如此公然抗命，应不是故意作出政治表态，而是一方面较接地气地察觉到，地方疫情尚未消退到得以重新开市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担心开市后疫情反弹爬升，则各州所要负担的抗疫开销将为数不少。私人界方面则担心，若员工不幸感染后医疗开销由谁负担等实际问题，所以许多企业仍不敢复工。
总而言之，在如马国般的发展中国家，要在认真抗疫与经济发展之间拿捏平衡，也还是很不容易。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