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会想当然耳，认定根源在于社会上某些深刻的偏见成见。这个因素在本片的探讨中虽然几乎全未提及，但恐怕不免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正如著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属于群众共业的大恶很多时候是一种“平庸之恶”。
《受》的调查，始于一个观察，一个疑问：近年来媒体上何以一再出现妇女虚报被性侵（并因为虚报而被控告，甚至被判入狱）的报道？这一查，牵引出许多疑点重重的案件，也挖出了可怕的统计数字。原来各地警局竟有一种相当常见的做法，就是通过哄骗威吓等方法，在性侵受害者报案之后，迅速诱使她们自认虚报，甚至更进一步，以此为罪名控告她们，在报章电视或社交媒体上高调张扬，彻底破坏她们的名声。性侵犯人本身逍遥法外且不说，受害者莫名其妙变成犯人，沉冤莫雪，受到的二度伤害之深有时甚至会引致她们自杀。
调查性报道的缺席
揭发这样的表象还不够，《受》还顺势探讨是人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恶劣做法？执法的人民公仆怎么会变成人民公“毒”？
部分政治立场比较幼稚的人观看本片，大概会以“反美帝”心态“幸灾乐祸”，说：“你看！连老爱讲人权讲自由的美国，执法体制也是烂透的！它有什么资格对其他国家指指点点？”
所谓更原始的动机，显然有它的必然性。它其实反映出背后更大的社会与执法机制的根本问题。诱使性侵受害者承认报假案，必然只是冰山的一角。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人揭发同一“平庸之恶”所衍生的其他黑暗枝末。
片中所揭发的现象竟有惊人的普遍性，并过于令人发指，记者一步步抽丝剥茧，周密而又冷静，整个过程成功地吸引我们一路追踪下去。片中的调查者挺能保持不偏不颇，得出的结论完全令人信服，绝不是某些偏激活动家那种先入为主、口吻辛辣的调调。
我们看《受》，不妨反求诸己，顺势追问：新加坡长久以来被指没有真正的调查性新闻报道（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是否是时候做出变革？我们的各种体制运作绝不可能毫无弊端，单靠由上至下（或者发自內部）的监督纠错，真的就足够了吗？是不是该让大众媒体多扮演一点自发性的，从体制之外探问其中的角色？不是非得纠结于人权、自由之类的概念不可，在效果上若能让社会和政治朝好的方向更进一步，何不开启这一道门？
Netflix纪录片《受害者／嫌疑犯》（Victim/Suspect）讲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揭黑幕的过程。片子不算长，观众在荧幕上很多时候只看到记者奔走探访，开会讨论，或者罪案受害者淡然追述，或她们在审问室被警探逼问的闭路电视实况画面。听起来很单调沉闷吧？其实不然。
更应该问的问题恐怕是以下两个：一、如果连美国都会自己揭发出这么大的问题，那些更闭塞、运作更不透明的国家，岂不是必定有更严重、更加不为人所知的问题？二、哪些国家会容许平民进行这样的调查，发行这样的纪录片？”
渗透于《受》的冤屈感，不能说我不懂。我年少无知之时也曾被权威人士哄骗威吓，以致自改供词背了黑锅。片子的尾声，受害者带着她们的负面体验，充实了执法者的培训内容，显出了伤痛也可以有它的意义与价值。同样的，我深信上文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与价值——无论我是抛砖引玉，还是逆风吐痰。
世界上有太多隐而不见的黑暗，所幸还有不辞劳苦、不畏强权的黑幕揭发者努力挖掘真相，使其昭然于阳光之下，让受体制保护而又维护着体制的恶人劣行或其他弊端无所遁形，社会和政治也得以朝好的方向更进一步。
《受》找出的问题根源，赫然是心理层面上更原始浅近、更直接简单的动机（这里就不便透露了）。我们看到这里，看到片中唯一愿意受访的警探先是自信满满地解释自己的做法，被记者指出破绽后又狼狈不已，谁不会倍感发指呢？
人民公仆变公“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