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梦》早早揭示了其虚实交错的手段，聪明的观众很快意识到凡恐怖场面必为梦境，这是否会削弱突发性的惊吓感，降低对角色的未知／超自然恐惧和无力感的认知（反而转为关照角色的心理困境），就觉得没那么可怕了？
营造“心中有鬼”投射效果
但张家辉也不忘“出轨”一下，安排某角色从噩梦惊醒，眼见自己熟悉的睡房一片安祥；一开房门，却来个jump scare……噢！其实还是梦，或“假醒”（false awakening），即逼真和清晰度高的梦（这倒是多数人体验过的梦）。哈哈，吓到你了吧？这只是张家辉形式主义的野心处理之一。
其实，相对于“真鬼”带来的直接惊吓，这种设定反而可能引导观众深入角色的潜意识，营造一种“心中有鬼”的投射效果，迫使观众面对人性中普遍的恐惧——在剧中世界里的“真鬼”情境下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惊吓尖叫，此刻转变为一种“凉意穿透背脊”的刺骨恐惧，形成更深层的心理阴影。
就我观赏过的电影作品中，若说营造出最像“真实梦境”的，首推中国独立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后半段用特效剪接而成的一小时长镜头，以弗洛依德《梦的解析》为理论依据，现实和记忆中的许多零碎经历，通过压缩、扭曲、象征、移置等方式重组成梦境，以伪装现实，但又隐隐指向对实现愿望的期待。而张家辉这个“梦境改编”的构想虽然有新意也有潜力，只是受限于恐怖片和通俗剧套路的双重羁绊，未竟全功。
套路受羁绊未竟全功
张家辉曾说，他的最初构想是把多年来自己的梦境体验作为素材来拍这部电影；不过后来他又解释（大意），不是直接拿他的梦境来做“视觉参考”，而是重构做梦时的感知。只是，一般现实中个人涉及鬼怪的噩梦，没像电影刻画得那么密集、恐怖（若是梦见去世的亲友，不算梦见鬼，因为梦中他们还活着）；把梦境跟鬼片套路融合，反而削弱了“真实生活”中的梦境的自由开放性和无逻辑特质，降格成为符合大众恐怖片期待的“标准化”惊悚体验。
张家辉演而优则导的四部自导自演作品，除了第三部《低压槽》是警匪片外，首两部《盂兰神功》《陀地驱魔人》和新作《赎梦》都是恐怖片。这回他希望拍摄一部“没有鬼的鬼片”，听来新鲜，其实就是“一切都是梦境”——这不算是剧透，因为在电影开始怀孕少女的第一场“鬼梦”，心理医生出场解梦（这里指的不单是解析梦境，还尝试帮少女解决引发此梦的现实纠葛）之后，观众已心里有数，接下来的鬼怪应该都来自（多名角色，包括不同病患和心理医生本身的）梦境。
我曾为文讨论恐怖片可从两个维度来定性、评价——scary（表面惊吓）和haunting（萦绕心头的恐惧）。多数的主流恐怖片只有scary，而haunting欠奉；一代宗师Alfred Hitchcock（希治阁）在scary和haunting两方面都登峰造极（虽然在他的作品中以haunting为主的占多数）；而剑走偏锋的如M. Night Shyamalan（奈沙马兰），能做到不怎么依赖scary就能haunting到底。
说是形式优先，张家辉还是有意把作品升华，从一连串的scary逐渐导向haunting。原来每个做噩梦的角色，都有记忆伤痕，有罪要赎。梦境里的每个元素象征、隐喻什么，谜底会逐渐揭盅，且似乎都可直接或间接联结到上世纪末金融风暴以降，香港人重摔之后的现实困境和心理迷茫。好吧！要用人文关照来提升作品，只可惜回忆的情节都是电视剧式的洒狗血套路，“自赋新辞强说惨／愧”——不够“浑然天成”的haunting？
从心理学角度，恐怖片的基本吓人套路——突然出现的惊吓元素（即jump scare），鬼怪的不确定性／模糊性／非人性化的形象，剧情和画面营造的无力感，对未知和超自然的恐惧，以致心理投射（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恐惧和罪恶感）——能够深层次地刺激观众的恐惧情绪，带来强烈的惊吓体验。
《赎梦》是2024年香港电影巡礼的闭幕片，将在11月24日以粤语原音放映。详情可上网：singaporefilmsociety.com/hkfgp2024参阅。
张家辉尽管借用套路，却也有意识地避开一些陈腔烂调。例如，他说梦境里不可能有配乐，所以片中的梦境几乎都不配乐，而是使用各种惊悚音效（但这种音效一样不怎么出现在真实的梦境中？）。全片也确有一些佳句，视觉效果、音效和剪接的精巧串联（虽说这算是香港电影工业底子的正常发挥），营造出类似真实梦境，“真梦不分”的迷幻、破碎和混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