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餐饮业者考虑到卫生因素，不愿接触食客自备的容器，也担心传染冠病病毒的风险。因此，要管制塑料容器的收费，可能难上加难。
多数食客对这类提醒已习以为常，也接受了，但心中难免有些“不爽”。
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惩罚经济”，即利用经济的惩罚来纠正、改善消费者行为或市场的运作。没伤到荷包不知疼，惩罚经济的核心原则，就是看准一般消费者对金钱会采取理性行为。
过去十几个月来，新闻报道有餐饮业者、企业或个人因没有遵守安全距离和防疫措施而接到罚单。去年4月至12月，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共发出8600张罚单，总罚金250万元。对抗疫情，以维护公众的健康与安全为首，对违法者施予罚款，不仅效率高，也增加国家税收，合情合理。
维护公共卫生、保持环境清洁，本是文明社会的公民责任，但多年来公共教育未能取得理想效果，疫情又未散去，政府只好用罚款来加强公共卫生水平。
在行为经济学中，对费用或价格做出适当调整，可以取得某种理想的市场反应，或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例如，辅助金、奖励金、回扣等有推动的作用。相反的，收费、罚款或征税等经济措施，却可阻止或抑制一些不良的市场反应。
如今送餐服务已很普遍，很多消费者对外卖食物的额外收费已经麻木。即便打包一份鱼汤饭多付五角，消费者也难说“不”。一方愿打，一方愿挨，就促成一种变相的惩罚经济。
有朋友说，虽然是为了提醒国人守规，但是在酒足饭饱后，准备离开时瞥见海报，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事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谁是谁非，我认为，若老板的出发点是要鼓励食客自备容器打包而把价格抬高，这个做法应该被认同，因为高价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而那些收取三五角的，则很有借机牟利之嫌。
政府今年宣布，将规定超市向顾客收取用完即丢塑料袋的费用，当时民众的反应不一，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防范超市经营者利用收费制度赚取额外收入？若收费将捐助慈善机构和投入环保用途，又如何准确审核该笔收入，并确保有关的慈善或环保机构收到捐款？低收入家庭或弱势群体是否因而受到影响？
以环保为名额外多收费
惩罚经济或许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现阶段，罚款仍然有效。然而，我们更想看到的是，国人在小贩中心或在食阁用餐后，能自动自发收拾“残局”，而不是为了避免罚款才动手善后。如果打包时自备容器、上超市带环保购物袋，成了国人的生活习惯，想牟利的业者自然无机可乘。当然，消费者的自律、业者的商业道德，还有政府的适当管制和公共教育，还是不可少。
很多国人都知道，新加坡有个别致的双关语称号：Singapore is a fine city，既是在歌颂新加坡是个美好之都，也讽刺我国是个罚款之都。虽然一般人对这既褒又贬的称号都一笑置之，但无可否认，罚款文化在我国已根深蒂固。
一般上，业者都会大批量采购，一个塑料容器的成本估计不到两三角，但向食客收取五角或更高的额外费用，显然存在牟利动机。在被质问时，业者却解释为“若收费不高一点，难以阻止食客使用塑料容器”。
最近到小贩中心用餐时，看见到处挂满了“Clear your table to avoid a fine”（用餐后请清理桌面以免遭罚款）的海报。
疫情期间造就了更多惩罚经济。去年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因暂时不能堂食，只准打包食物，一度造成塑料容器缺货恐慌。许多餐饮业者以环保为名，向食客额外收取两至五角，有些甚至更高。即使阻断措施解除后，塑料容器最终也没严重缺货，业者仍继续向打包的食客收取额外费用，消费者也默默接受。
惩罚经济或许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在现阶段，罚款仍然有效。
他们抱怨的理由是：用餐后自行清理桌面，难道不是为了减轻在小贩中心收拾碗碟老人家的负担？难道不是为了尽己之力保持公共环境卫生，而是为了避免被罚款？
最近在社交媒体有一则爆红的贴文，投诉在中峇鲁熟食中心一家甜品店打包售价2元的清汤时，店员因提供塑料容器向顾客再收2元。贴文一发，引发网民热议。
为了解公众对收费模式、收费额等的看法，政府已展开公众咨询，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其实，多年来，公众对塑料袋与环保的课题时有争议，但最终都没有结论。然而，要推广使用塑料容器打包和抑制使用用完即丢塑料袋，两方面最大分别是：公众在超市购物时，自备环保袋并不麻烦，但出门为一家大小打包一餐，须携带五六个重复使用的容器，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