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耀群与郁淑桦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及副研究员）
为什么不愿用电子红包？
那么，能否说服人们改用旧钞或是发电子红包？大概不可能。
这种回收方式能够满足每年约20％的节日需求，减少浪费，并且保护环境。
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增长，因为商家和银行会鼓励消费者选择电子支付进行无接触交易。
但剩下的旧2新元纸币却因超出流通需要而被销毁。仅仅生产和销毁多余的2新元纸币就产生了非常可观的碳足迹——相当于为430个四房式组屋供电一年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随着春节脚步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呼吁国人使用旧纸币发红包或干脆改发电子红包，原因有二：
然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不容忽视。大部分的红包封最后都进了焚化炉，红包封的设计和使用材料也导致它们往往不容易被回收。
随着PayNow、PayLah！和GrabPay相关电子钱包服务的普及，电子支付在新加坡已经发展了起来。
可持续发展考虑
美国雕刻和印刷局2021年货币运营预算为11亿美元。1美元纸币的印刷成本为每张6.2美分，略高于纸币币值的6％。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电子红包会削弱春节的精髓，这也可以理解。
即使我们相信最初的神话——硬币发出的光可以抵御妖怪“祟”，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鉴于电子红包的性质，那么它在手机屏幕上发出的光，说不定比实物钞票更有效。
一项通过社区发展理事会（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提供的1亿3000万新元购物券的计划，也有望加速消费者对电子支付的接纳，这些购物券可在参与计划的组屋邻里和小贩中心使用。
星展银行的报告显示，到2021年春节第二天，通过PayLah应用进行的QR码交易超过3.2万笔，总额达200万新元（合148万美元），而2020年该数据仅为1.8万笔和66万新元（合49万美元）。
值得庆幸的是，新加坡使用电子红包的人数正在上升。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多数人应该也对电子支付服务并不陌生，许多新加坡人甚至可能是此类服务的日常用户。
使用电子红包也很方便，既不必去银行排队领取新钞票，也不用在节后将收到的钱存入银行。只须点击几下，就可以完成红包的发送和接收。人们也不必担心电子红包被弄丢。
可持续性还并非是我们应该接受电子红包的唯一原因。印刷钞票的实际成本也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其他银行的电子交易也呈上升趋势。通过大华银行应用进行的电子红包交易增长了3倍；通过华侨银行应用进行的电子红包交易较2020年增长了140％。
在新加坡，每年须要发行多达1亿张新钞来满足这一需求。面额2新元的钞票是主要组成部分，存入银行后，在下一个春节到来时会以新钞的形式重新发行。
二、防止疫情期间银行过度拥挤。
传统可以与时俱进，尤其是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红包的发源地——中国。2014年，互联网巨头腾讯在其广为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引入了电子红包功能。
这些行为的共同点都是对于“新鲜出炉”的钞票的独特文化偏好，包括新钞独有的油墨芬芳。
其实不仅仅是红包。我们煞费苦心排队换取的新钞仅仅短暂地发挥了作用，节日结束时就会变成用过的钞票，被存入银行账户。
除了因为传统而偏好实体红包，从可持续性和实用性的角度来看，电子红包还是有说服力的。从历史上看，从硬币到纸币的转变并没有导致传统的丧失。
但正如一些务实的人所言，如果我们把送红包看作是美好祝福的象征，那么无论是实体红包还是电子红包都一样。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并非上了年纪。有些看起来也就30来岁，掌握最新科技对他们来说游刃有余。但为什么改成电子红包就变得迟疑了呢？
第二个原因可以理解，但为了可持续发展而改用电子红包，对有些人来说可能缺乏说服力，他们会认为这属于为了方便和现代化而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其魅力在于，这种赠送实体钞票的传统竟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时间和现代科技的侵袭，得以延续至今。
发红包的习俗并非华人独有。回教徒在开斋节期间，也会送出装有现金的绿色“红包”；在屠妖节期间，印度教信徒也会互换紫色的“红包”。
春节日益临近，关于新加坡新年红包的传统，最明显的是都偏爱崭新的钞票。而现在，想要新钞，不仅得去银行排队，而且还要提前在网上预订。
许多其他企业也加入了这场混战，有的添加了创新的提示音，比如嵌入视频和抢红包功能。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选择发送电子红包。
鉴于去年新加坡有超过一半的小贩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以及紧随其后的电子支付推动计划，可能这就是未来几年的趋势。
如果公众继续要求在每个节日期间只发行新纸币，那么用过的纸币几乎没有机会再流通。
新钞的短缺无疑给春节需要发红包的人带来了麻烦。
一、支持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