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乐打电话给时任星展总裁戴国良，要求他解决这问题，但后者不接电话，虽然两人之前还经常喝咖啡见面。
事实上，杰乐自从设立协会来，一直无法完成一个心愿，那就是退休后和妻子周游世界。
杰乐争取到更多更广泛的媒体报道，引起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关注。邓普顿基金创办人麦朴思（Mark Mobius）威胁要从马来西亚股市撤出3亿5000万美元资金，MSCI指数不愿纳入马国指数，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下滑。
多年来，大卫·杰乐（David Gerald）奔波于上市公司、监管当局和投资者之中，为小股民讨公道做出了“业绩”，就连最近引起高度关注的安联英康保险收购一事，虽无关上市公司，但也有公众致函杰乐，请他出面帮助组织面对面会议。
杰乐说：“我有三个儿子，但没有女儿。你回去问问母亲。”
“我说给我三个月时间，如果到时候有进步，你们要给她机会。”下来的三个月，杰乐请了家教教师为她补习英文、华文和数学。三个月后，她重回校园。
“一国政府竟然可以如此对待邻国小股民”，杰乐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决定挺身而出，在1999年5月29日宣布设立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SIAS）。当时55岁的他，选择放弃律师工作和收入。
杰乐预计在一年内把自己身兼的总裁职责交给接棒人，自己继续担任会长，并把新总裁介绍给为协会注资的各方。
因亏损5000元走上维权之路
最早加入的上市公司包括新科工程、新加坡交易所、新电信、凯德置地（现为凯德投资）、吉宝企业（现为吉宝有限公司）、星展集团和吴控股等。
直到如今，本区域类似股东协会仍属少数。澳大利亚有个协会，但主要研究和发布建议，让成员用这些建议来对高管薪酬和董事改选等事项进行投票。
杰乐不断探讨，如何开拓收入来源。他透露，正考虑把协会奖项得主编制成一个指数，让资产管理公司销售追踪指数的基金，因为得奖企业的表现比大市来得好。
杰乐起初打算注销这5000元投资，和其他小股民一样，寄望政府层面出手，但马哈迪告诉新加坡政府，他只会和投资者对话。大家不停呼吁有人能出来，带头讨公道，但九个月过去了，无一人愿意站出来。
“我们不断宣传，不以知识为基础的投资是赌博。”
自动撮合股市，是在1990年代吉隆坡和新加坡股市“分家”后推出的，许多本地股民通过CLOB投资马股。
在处理自动撮合股市事件期间，杰乐跑遍新加坡，见了许多小股民，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投资、投资了什么，他们只知道投资马股就能赚钱。
面对17万2000名不满的小股民并不容易。首先，杰乐遇上资金问题。为了筹集营运资金，证投协会收取18元的会员费，可愿付费的只有4000人。
于是，每人拿出5000元，交由一名股票经纪，买了两只当时知名的马来西亚股。
不偏袒合作公司 一度“得罪”星展银行
为众人讨公道的同时，杰乐自己的家庭也受影响。他常得让妻子独自出席亲戚朋友的生日会或婚礼。他甚至一度在尿道发炎发高烧入院时，还得在病房里处理自撮马股投资者的书信。
当时银行存款利率高，人们都是抱着投机心态，去投资股票。
1999年7月，杰乐只身前往吉隆坡交易所，吃了闭门羹后在酒店召开记者会，吸引到40多名记者出席。杰乐在现场承诺，回到新加坡定会召集至少5万名投资者加入协会。回想起这段往事，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出那样的承诺。”
于是，协会把注意力放在投资者教育和财务规划方面，邀请证券行、财务规划经理、大学学者来教课。“有兴趣学习的人不多，许多人以赌博的心态在买卖股票。”
杰乐于二战时期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当时日军轰炸半岛，他差点儿没活下来。
不过，仍有黑社会的人找她麻烦，于是杰乐常穿上律师大衣去学校接她，震慑那些不良少年。
七年前，协会推出“股东大会三问”的计划，在上市公司大会前发出三道关于财务表现、商业策略和企业治理的问题，为的是改善讨论质量。2023财年，协会向261家公司发出问题，198家或76%，做出回复。
2005年，星展银行主理的龙旗控股（Longcheer）首次公开售股，因计算疏忽，致使公开流通股不达标，但补足这个缺口意味认购新股的投资者持股会被稀释而损失价值。
早年，杰乐当过验尸官，第一手了解到一些人向银行借钱买股票，因股市崩盘，他们还不起债，跳楼自杀。“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尸体，因此我远离股市。”
在自动撮合股市事件的三年前，他还担任诉讼律师时，有一天，一名年长妇女带了一名14岁女孩来到他的办公室。
杰乐说，当小股民在电话中倾诉濒临破产的困境，或萌生自杀的念头时，他不禁难过。“其实不只是17万2000名自撮马股投资者受影响。你应该把这个数字乘以两三倍，因为他们的家人也受到影响。”
在自动撮合股市事件之后，杰乐说，协会最大的成就包括和特别行动小组合作帮助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从财务危机中重组、推翻大众钢铁（Natsteel）的有条件派发股息决议。
2015年起，协会成为注册慈善机构 (IPC），以获更多融资支持。
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资助下，协会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现有约100万元储蓄。
当年，退休规划还是个新鲜词，鲜少人买人寿保险。1998年的某一天，杰乐和两名律师朋友聚餐聊起退休，互相问起有没有足够钱退休，“我想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
过去几年，本地挂牌公司估值低迷，不少大股东借机提出低价收购公司后除牌，证投协会数次协助小股东争取到更高的收购价。例如，联明（Lian Beng）的收购价，从每股62分上调近10%至68分；宝德项目（Boustead Projects）收购价，从每股90分调至95分。
熟悉他的散户投资者，大概心头都有同样的问题，杰乐什么时候退休？下一任会长是谁？
这是杰乐生涯中最难忘和最具挑战的经历，他笑说，直到现在，自己都无法在马国当地银行开户，他被告知银行不能为政治人物开户。
女孩非常震惊地问：“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糟糕，学校不要我，哪儿都不要我。”
杰乐和妻子育有三个儿子，儿孙在澳大利亚定居。杰乐曾和妻子在澳州居住五年，但想念新加坡美食和生活而回来。
自动撮合股市事件于2000年2月终告一段落，会员们不愿继续付费，杰乐面对的下个难题是，证投协会何去何从？
女孩随后上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就学，目前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管理主管。
走绅士路线维权 通过协商解困局
家中有三个儿子的杰乐突然开口道：“你要做我女儿吗？”
计划一年内交棒 望同妻子周游世界
光靠会员费协会不足以继续运营，杰乐联系大型挂牌公司，请它们为股东付协会会员费，以获得投资者教育。
杰乐说，自己打抱不平的性格，可能受到母亲影响。杰乐的母亲虽是家庭主妇，但英语水平良好，敢于发声。
协会也曾协助雷曼兄弟迷你债券苦主填写索赔表，以及在凯发（Hyflux）陷入财务危机后，为小股民以及永久证券投资者发声。直至今日，杰乐还为凯发最终无法扭转清盘的结局，感到扼腕。
他两岁多时，全家搬去斯里兰卡。1958年爆发种族冲突，父亲又带他们来到新加坡。14岁的杰乐还不会英文，后来考上大学修读法律，投身司法生涯。
大约两星期后，女孩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给了肯定的答案。
杰乐告诉她，他们签下一份社会合约，女孩继续和母亲住一起，杰乐会照顾她的生活，并开一个储蓄银行的联名户头。女孩要专心学习，每天6时前回家，不惹是生非。
杰乐也曾帮助本地足球运动员在职业生涯后寻找下一阶段的发展。1976年，他设立前国家足球员俱乐部，争取到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前来观看新加坡队和雪兰莪队的比赛，从中筹集的资金用来支持球员。之后，杰乐也帮助一名球员申请到合乐路小贩中心的一个摊位执照。
但马国仍不妥协，甚至威胁，如果小股民不接受马国政府指定一家私人公司提出的52分对1元方案，就让所有股票作废。杰乐还接到私下和解献议，以巨大的折扣买下这些股票，甚至有人贿赂他，要拉拢他加入一家提供和解方案的公司，声称数年后可赚取3亿5000万令吉（1亿零500万新元）。“我对他说，请吃完你的午餐。我可不想在樟宜监狱里吃下一顿午餐。”
所以，记者一直以为，他一早就对投资颇有见解。
“我们和董事会、股东会面，理顺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抨击，这只会导致公司价值下跌，股东承受损失。”
七个月大时，他的肠胃出现感染，小村医生诊断他活不过一天。他的母亲装扮成男子，只身寻找一名牧师的帮助，祈祷整夜后，牧师给了她一块手帕，不久后杰乐转危为安。他说：“上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这去帮助其他人。”
协会2000年首推最透明企业奖，2003年推出新加坡企业治理奖，其后协会推出新加坡企业治理大会和企业治理周等活动，鼓励公司改善治理水准。
他说，不断进步的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快速改变投资市场和投资方式，人们对美国市场也更关注，新总裁须要想出新点子，让协会与时俱进，吸引本地投资者加入。
放弃当律师 设协会为小股民讨公道
今年是协会成立25周年，已发展到20名员工的规模，下个月将举行企业治理大会以及投资者的选择奖项晚宴，晚宴邀请到总统尚达曼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出席。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SIAS）创办人、会长兼总裁大卫·杰乐为本地小股民奔波，面对邻国政府毫不畏缩。其实之前，他没什么投资经验，第一笔投资交由股票经纪代理就栽跟头。年届八旬的杰乐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分享这一路来的历程和接下来的计划。
除了为小股民维权，早在数十年前，杰乐从事司法律师工作时，便热心为人伸张正义，帮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孩子。
不想，杰乐坦承，自己当年其实是门外汉。“我对投资的唯一了解是，人们投资输了钱，破产甚至自杀。”
他回忆，女孩刚来到他办公室非常安静，看上去和普通女孩无异。年长妇女是她的阿姨，她告诉杰乐，女孩加入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被训练参与持刀抢劫和打斗，被捕后遭学校开除。
受母亲影响 养成打抱不平性格
伴误入歧途养女走正轨 当上跨国公司HR主管
杰乐告诉《联合早报》，他已经物色两三名候选人，此前与协会或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有合作。至于候选人应具备的素质，他说：“应该拥有热忱和知识，并能体会散户的心情。不然你只会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持续不了多久。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卷起袖子，亲力亲为，而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坐在办公室里。”
要找全职员工也是大难题，他请自己的法律助理加入，也获得一些专业人士鼎力相助。
可能他的魄力惊人，回新后有近5万人加入协会，让马方开始正视他。
可问题是，没有学校要录取她。于是杰乐去找教育部，教育部职员惊讶地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好的名声。”
到吉隆坡交易所吃闭门羹 回新召集近5万人加入协会
杰乐说：“当时我看着她，觉得她并不像是个坏孩子。”
短短六个月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区域市场大跌，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突然宣布，不再承认透过自动撮合股市（CLOB）交易的马股、冻结总值约50亿美元（约65亿新元）的股票，新加坡17万2000名小股民顿时陷入困境。
最终，杰乐和证投协会寻求我国政府帮助，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申诉。马国是WTO成员，须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这个宣布出炉后一星期内，马国恢复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分阶段归还股票。
有些人付费后把证投会当做全职委员会，以为问题会迎刃而解。杰乐的电话每天从早响到晚，他的印度族秘书有时会被讲华语的投资者无故责怪。
在与上市公司交涉过程中，杰乐效仿的是我国劳资政三方的做法，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在董事会议室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法庭审判室”。他也被称为“绅士维权主义者”（gentleman activist）。
杰乐强调，这不是捐款，协会也要保持中立，不因公司付会员费有所偏袒，协会也曾因此“得罪”上市公司。
杰乐接着向新交所投诉，新交所指示星展解决这一问题。而后星展以协会没从星展股东角度出发的理由，不再为股东支付会员费，直到现任总裁高博德上任，才恢复了股东的协会会员。
延伸阅读
那时，股东维权组织，在亚洲闻所未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