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预算案公布后，出席在新跃社科大学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调涨碳税是为了向企业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碳排放是有代价的，因为会影响环境。企业做出商业决策时，须把这笔费用计算在内。同理，调涨碳税也对所有消费者发出信号，他们的日常消费决定，也会影响环境。因此，对碳排放定价，让经济学所谓的外溢效应更为显著透明，也是相对公允的做法。
新加坡在2018年开始制定碳税，为了让企业有时间准备和转型，开始的碳税只有5元一公吨，远低于国际标准。经过了这几年的热身，今年的预算案开始认真落实碳税，从2024年开始，每公吨排碳的征税将提高到25元；2026年进一步提高到每公吨45元；最迟至2030年再提高到每公吨50元至80元。这或有助于新加坡实现提前在本世纪中叶达成净零碳排放目标的宏愿。
调涨碳税及推出绿色债券，还隐含了提升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深远意义。作为依赖国际贸易的开放经济体，新加坡企业未来必须贴近甚至走在世界趋势前端，才能继续享有国际贸易的红利。以碳税为例，发达经济体如欧盟、日本、韩国等已经在积极推进，贸易大国如中国也在跟进。对比一些市场，我国定下最迟到2030年对每公吨排碳征税50元至80元的水平并不高，瑞典和瑞士现在每公吨碳税都超过100美元（135新元）。本地碳税上调后，合规企业就能够在这些市场保持竞争优势。
2022年2月21日
此外，作为未来国际贸易的重要要求，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碳税，也会形成本身的交易市场。财政部长黄循财说，须缴税的本地企业可从国际市场购买高质量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来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制定碳信用和计算碳税属于新兴金融的组成部分，新加坡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碳税并鼓励碳税交易，加上发行绿色债券，都足以让绿色金融生态在本地发展，使新加坡成为区域乃至国际绿色金融枢纽。从广义而言，这也是新加坡经济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
全国气候变化秘书处透露，预计2024年至2027年的碳税收入将超过40亿元。但黄循财澄清，提高碳税并非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收入一部分将用来协助家庭和企业承受碳税冲击，还有一大部分会拿来投资发展新的低碳和节能方案，支持新加坡脱碳。这些投资可助降低排放量，让新加坡更接近净零目标。
我国这几天的舆论焦点多集中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税制改革，以落实更包容和公平的社会；然而今年的预算案还包含更长远的规划，为强化新加坡在疫后的国际竞争力部署准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调高碳税和发行绿色债券，落实碳中和环保目标的内容。这些措施有利于推动本地经济的绿色转型，长远而言更能提升新加坡作为区域乃至国际绿色金融的枢纽地位。
在务实的经济考虑之外，提高碳税等推进绿色经济的作为，在道义上更是必要之举。全球暖化的威胁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新加坡有责任贡献一己之力。相较于不少仅沦为口号，或者成效不彰的环保举措，碳税更能发挥减排的实际效果，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改变行为，从自身利益考量为环保出力。
作为配套措施，政府也计划在2030年前，发行总额高达350亿元的绿色债券，以资助公共领域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政府及法定机构发行的债券，被称为“新加坡绿色债券框架”的细节，会在稍后公布。绿色债券会用来资助本地企业向更为环保的绿色经济转型，同时用于改进和提升相关的基础建设，例如为鼓励更多国人改用电动车，政府下来会在住家附近安装更多充电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