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老龄化对第四代领袖的同龄人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人生处境课题，对政府则是最大的社会转型课题，它牵动国家的每一个环节，从社会、经济、劳动力、医疗到福利制度，都须要做出更多更好的改变，才能让逐渐老龄化的人口平稳过渡到人生的终点线，避免很多准备不足的社会所面对的不安、悲哀、躁动乃至被政治化。
新加坡将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组织定义，那意味着每五个人有一人在65岁以上。根据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在2018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已经破纪录超过五岁以下的人口数。世界发达或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趋向老龄化是普遍现象。卫生部长王乙康上周在国会指出，我国在三年后将进入这样的社会，而我国早在2017年就从国际定义的“老龄化中”阶段进入到“老龄化”阶段，所用的时间是19年，比一些欧美国家的几十年和上百年都快得多。
2022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美国三成人口无伴侣，半数年轻成年人无伴侣；环顾本地社会，这一现象或许也有可比性。手机应用与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导致个人的原子化，轻易可得与丰富多彩的客制化娱乐，以及不错的学历、独立的经济，让都市人不需要太多社交或者约会也能过得很好。单身中青年过多，30年后，或许在照护之外，社交和心理现象会是更深层的问题。
超老龄化提前到来，是全体社会要共同面对的课题，长远来说，新加坡在应对方面有几个优势。一是有长期与全面的规划，在基础设施和制度方面陆续安排好，避免问题到来时矛盾瞬间加剧。二是本地没有城乡老龄人口巨大的不同处境，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更直接。三是没有采取国家养老金制度，我国长期坚持的公积金制度曾被部分国人乃至外国人批评为不合理、不自由，但经过不断改良，这套由每个国民自己为养老负责的制度，如今随着国人教育程度提高，越来越获得肯定，虽然它早已被国际研究养老制度的机构所赞赏。
面对老龄化大潮的将至，无论单身或有伴侣，也无论有无子女照顾，个人都有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尽可能压缩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对政府来说，各种制度与设施必须精益求精，做得更细腻，让新加坡成为真正老有所依，特别是单身老者处境不悲凉的社会，国人也必须抱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共同发挥对老龄人口的同理心。
应对超老龄化社会的重要课题很多，政府概括为五大方面，包括住房、保持活跃劳动队伍、退休保障、原地养老和良好治理。过去10多年，包括公积金制度、住屋、养老和照护设施、透过渐进式薪金配套提升基层工作待遇，以及鼓励年长者就业等多方面的改革，已经陆续朝着这个阶段迈进。整体而言，年长者的生活品质应该有了改善。目前，本地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相当丰富，年长国人只要愿意走出去交朋友，大致不会过于孤独，长期影响心理健康。
老龄化步伐加快，与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寿命延长这一“此消彼长”的现象密切相关，是都市化生活的巨大挑战。目前来说，可以透过持续引进相对年轻的移民在此成家立业，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但生育率仍是根本。从长远来说，目前在很多都市和发达国家的不婚或者无伴侣现象日益普及，则很可能在一代人后，进一步改变社会人口结构与深化现有的问题。
制度塑造人民的思维，最近法国因为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必须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结果引发民众大抗争。我国奉行个人为养老所需负责的基本原则，国家更多扮演支持和辅助角色，提供兜底的安全网，因此很多年长者并不排斥延长退休年龄，对制度的改革也没有太多心理纠结和社会阻力，尤其是现代职场，脑力岗位占了很大的比重，愿意工作的话，年龄和体力一般不是太大问题。这种看重工作机会，愿意自食其力的价值观，为国家应对养老挑战，提供了很大助益。
